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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临时警察筹办处”—辛亥革命后成立的警察机构

【来源: | 发布日期:2019-05-24 】

                               湖北警察史博物馆收藏的《湖北警察筹办处记》复制件

                                《湖北警察筹办处记》原件(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湖北警察史博物馆收藏的湖北革命实录馆专任调查员徐陶生、王生淇撰写的《湖北警察筹办处记》复制件内容如下:

自八月十九日夜鄂军起义,城内外秩序大乱,越日,鄂高等巡警学堂汪禀乾等数十人出,创办湖北省临时警察,就前清警务公所亲粪扫焉。二十二日,众推高元藩为总理,汪禀乾为帮办,禀准军政府拨银千元开办。一面延结同志,一面组织内部,复推杨澧为总务科长,钱守范副之,胡堃周为行政科长,刘文斌副之,以彭葆仁为司法科长,柯福根副之。编城内外为东西南北中五区。盖仿清制而略变之也。任顾庆云为东区长,朱希云为西区长,金瑞生为南区长,许炳炎为北区长,柳正麐为中区长,各佐以警员五人,使各暂划区域,相署址,募警士,区各招警士百零八人,不三日,规模初具。维时,汉奸丛集,而日有破获,武昌未遭毒者,大半皆昼夜循环、露立街衢之警士之力,自总理至巡士,月余焉,日餐饭。武昌警察甫成立筹办诸人更从事调查汉口汉阳警察业,妥商两处自治会、商会,已有进行端倪,乃败于内务局长舒礼鉴,以用人权限,横加干涉而未果。逾两日,汉口遂陷,汉口之陷日,九月八日也。警界中人闻之,莫不愤气填膺。愿为致果杀贼之前敌。呼声未已,应者满百。众奉汪禀乾为队长,赴汉口助战。值停战无所获,众至汉阳,见大别山军备严密,整队而归。汉口既陷,武昌滨于危险,筹办者咸虑警备稍疏,贻害大局,乃更分五区为十五区,直隶于武昌警署。区各有警官三、警长三、警士三十有九。武昌今日之警察形式仍未改前辙。而以总厅争议之故,致使全省警政立于无基础之地步。此中波坎浪涛,非记者所当言,尤非记者所忍言矣。

                                                            专任调查:徐陶生王生淇

                                                          中华民国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该《湖北警察筹办处记》文字较为简略,对湖北(临时)警察筹办处之作为也只是大致提及,对当时的警政管理和参战御敌的过程交代不够详细,由于调查文字是武昌起义一年多以后形成的,对湖北(临时)警察筹办处的事迹和历史功绩并没有客观而详尽的叙述和评价,对此文我们不应加以苛求。让我们以严谨而审慎的态度,以尊重史实的眼光,从更广阔的视角,援引更多的史料,重读该文,研究该文。从而对湖北(临时)警察筹办处的事迹和历史功绩进行深刻的剖析和总结。

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起义的枪声引爆了武汉革命党人推翻封建专制、建立共和新政的反清壮举,革命的烈火迅急燃遍大江南北。武昌起义中,一大批武汉警察革命党人冲上了创建中华民国警政的烽火前线。

世界上,有没有军队的国家,国家却不可须臾没有警察。各国历来如此,中国历代亦然。1911年10月14日,诞生于武昌起义炮火中的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湖北临时警察筹办处”,创中华民国警政建设之肇端。“民国警政,此为始基”,在中国警察史上,尤其在推翻封建帝制、走向民主共和之后的近代中国警察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研究价值。

                   武昌百寿巷(现为武昌彭刘杨路上的中国旅行社、农产局、机电公司)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破的当晚,设在武昌百寿巷的武昌警察最高机构——湖北警务公所就被攻打藩属的起义军四十一标消灭。各警所群龙无首,“所有警棚全行拆毁,各警士皆将制服、制帽脱下,弃于道旁而循。警区中空无一人,警务公所内原寄藏有军械。各叛兵(诬指起义军人——笔者注)拥入劫掠一空。科员等皆已逃散,警察道王履康已微服出城,众搜寻不得”。由于前清警察纷纷逃散无余,城区街市之上的治安秩序陷于极度混乱。奸人余孽防火投毒,制造事端,宵小之辈浑水摸鱼,乘乱打劫,市区之内盗匪横行,盗贼嚣张,甚至不少人滥杀无辜,武昌城内的社会秩序和市民安全受到极大威胁。

面对旧警察机构解体,治安秩序濒临失控的危机情况,一批来自湖北高等巡警学堂的学生革命党人挺身而出。他们认为“市面不可任其破坏,欲镇抚之,非筹办警察不可”,其代表人物就是高元藩、汪禀乾、杨澧等人。于是,他们以革命党人身份于1911年10月12日前往鄂军都督府,“备说警察关系之重要”,“提请组织临时警察,维持地方公安,以减轻军队负担”。高元藩等人的“建警之请”,极应形势之需,深合军政府之意,“黎公极意嘉纳,命速期兴办”。在鄂军都督府黎元洪的赞许和器重下,高元藩被被委任以“总理湖北全省警务”,“汪禀乾为帮办,当即拨给办公经费1000元,假前湖北警务公所为官署”,全权筹办新政权——中华民国新政府鄂军政府领导下的“湖北临时警察筹办处”的警政事宜。10月13日,湖北军政府就迅速批准了高元藩、张开选等人拟呈的《湖北临时警察筹办处拟行章程》。《章程》共四章29条。其中对湖北临时警察筹办处的成立宗旨、机构设置、办公地点、职官配置、部门职责、警员管理、管区划分、处警权限、违纪处分、经费供给后勤保障等方面均进行了缜密的设计和规范。高元藩等人拟定的《章程》体现了高度的严谨性、务实性和规范性,赢得了黎元洪和鄂军政府的极大信任。为民国建警取得了极大的支持和授权。

被推举为“湖北临时警察筹办处”总理的高元藩,以同学汪禀乾为协理、杨澧为总务,联合平时倾向革命尤其是参加了起义的20余名警校同学,迅速接管了湖北警务公所和湖北高等巡警学堂,又在军政府内务司的指导下,张榜招警。榜示一出,报名踊跃,两天之内就招录了500余名东西洋留学警察归国学生、在汉警校生、旧起义警察以及有志青年,组建了警队。1911年10月14日,经过两天紧张的筹备“湖北临时警察筹办处”在武昌百寿巷原“湖北警务公所内”正式成立。这是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成立后第一个政府部门和行政治安管理机关(10月15日后军政府各部陆续成立)

新组建的湖北临时警察筹办处分内外两部分,內分总务、行政、司法三大科,分由杨澧、胡堃和彭葆仁任科长。外分东西南北中五大警区,分别有顾庆云、朱西云、金瑞生、许炳言、柳正麐任各警区区长,在警力配置上,临时筹办处规定:各区设警区长一名,副警区长一名,警员十二名,书记员一名,杂役若干名。

该《湖北警察筹办处记》记载:“维时,汉奸丛集,而日有破获,武昌未遭毒者,大半皆昼夜循环,露立街衢之警士之力,自总理至巡士,月余焉,日餐饭。”可见当时形势之乱,临时警察之艰辛。

为执行湖北军政府的一系列告示,“警政成立,内科外署,防盗缉奸,不遗余力”,高元藩等处科长官,都是身先士卒,日日带队出巡,亲帅部下出警办案。由于军政府成立之初,财政奇缺,经费困难,警员们均属义务出警、没有薪水,只是每天由所内管一餐饭。遇上风雨天,也没有雨衣雨靴,一些警察们倍感困难。高元藩等人则“亲冒风雨,逐所开导,”亲自到一个个警区去做警察们的思想开导工作,并带头顶风冒雨下辖区巡逻。

在湖北临时警察筹办处众警士的竭力维护下,位于起义中心的江南武昌城内治安状况迅即好转。时人均言“武昌秩序已恢复如旧,军威大振。”“以城内外地面如此辽阔,人烟如此繁茂,旦暮安居若素,略无惊扰者,饬警察保护之力居多”。在完成艰苦的内卫治安,外助民军的同时,临时警察筹办处还坚决执行军政府内务司严申的新政命令。例如“禁蓄发辫之令”、“保护文庙之令”、“严禁洋烟之令”等。

从1911年10月12日开始,清军进行了疯狂的反扑,不光武汉,全省乃至全国的民众也组成了多支义勇军、敢死队赶赴武昌踊跃参战,在不到5天的时间里扩建成4协(旅)约2万人的民军。自10月18日开始,革命军两天内占领了汉口大智门火车站和刘家庙,造成以汉口三道桥为界的南北大对峙局面。

1911年10月29日,由于清军凶悍,依仗陆续赶到的南下援军向起义军大局反攻,不久,汉口告急,黎元洪发布“援汉口令”。由于清朝陆海军大军压境,发动前后夹攻,民军被迫退回市区。

湖北军政府即紧急招募兵力支援汉口。此时的“湖北临时警察筹办处”总理高元藩由于废寝忘食、昼夜辛劳,终于积劳成疾,咯血不止。然而,高元藩闻讯要增援汉口,当即带病赶往所属各区警署,决定组建警察义勇队,派警务协理汪禀乾任队长,“挑选各署武汉警兵数百人,渡江充当黄兴军预备队,协助湘军会战于汉口”。

数百名警察组成的战斗预备队,他们与各路民军战士一样,在汪禀乾队长的率领下,义愤填膺,冲过长江,在战场上运送枪炮,英勇杀敌。湖北临时警察义勇队在歆生路一带给清军以重创。

1911年10月31日开始,北洋清军将领冯国璋军队悍然派出纵火队,在汉口这个千年繁华的大商埠街头,肆无忌惮地放火烧城,烧毁一段,攻进一段,在方圆几十平方公里的大汉口市区制造了连烧三天三夜的世纪大火。

在奉命镇压起义的清廷北洋军队的强力反扑下,由革命军总司令黄兴率领的武汉军民反清作战寡不敌众,节节败退,直至1911年11月1日汉口失守。汉口失守后,民军战士大部分撤回武昌,而众警察义勇队员又追随黄兴所率革命军部队渡过汉江,撤往汉阳,继续在汉阳与清军作战。

在汉口、汉阳的日子里,湖北临时警察筹办处的人员为弥补警力之不足,还主动与当地商会和民团组织联系,筹建治安队伍以加强警力。如汉口组织了二十二个商团保安社,会员千余人,“开会筹议,以保卫地方,协助军民”。汉阳富商万昭度、张仁芬等“组织商团,维持秩序,借以辅助官力所不及”,商团保安力量的介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警力之不足,稳定了汉口、汉阳的秩序。

1911年11月27日,在当时北洋清军不顾一切的疯狂进攻下,清军占领汉阳,革命军退守武昌。阳夏战争终于以革命军失败、全部撤退至武昌而告结束。革命军总司令黄兴等人离汉赴沪。

1911年12月1日,北洋军占领汉口、汉阳后,立即在汉阳龟山炮台列起炮阵,向武昌城内实施猛烈的炮火打击。鄂军都督府也被炮火击中,火光冲天、全城黯然。一时间武昌城内谣言四起,秩序大乱,人心惶惶。由于武昌起义战时总司令黄兴和一批重要人士纷纷因故离去,黎元洪、孙武也悄悄避走。湖北军政府留守人员经过激烈地“守弃之争”,终于排除内讧,决定将战时总司令部由前清咨议局迁往洪山宝通寺,武昌革命军在先后由继任护理总司令蒋诩武和战时总司令吴兆麟等人的指挥下,组织火力向汉阳、汉口还击,坚守武昌。

此时武昌,再次陷入混乱之中。“都督府被炸,人心惶惶,走着大半。”坚守者唯军务部与临时警察,“武昌滨于危险,(警察)筹办者咸感警备稍疏,贻害大局”,于是,湖北临时警察筹办处的高元藩等首脑,为配合战时总司令部的军事行动,将“警署暂移洪山,高命令署职员巡士,分队巡逻,誓与城共存亡”。高元藩还根据战事进展,对警政予以适当调整。“为防止警备稍疏,贻害大局,乃更分五区为十五区,直隶于武昌警署。区各有警官三、警长三、警士三十有九”。划小警区,利于控制。警官们一面亲自率领警士昼夜不停地加强城市巡逻,维持秩序,稳定人心,“激励各区警官警士……认真防守,以维秩序保治安焉。”一面派员警“将已经迁徙之民房会同保安社绅注册加封,以防止损失人民财产和器物”,针对各种谣言流言,警务处还派出言辞较好的警员配合军政府内务司人员“十余人分赴各城门演说,要求市民“慎勿听信浮言,群相迁徙。以致内丧财产,外贻流离困苦之忧也。如是者连日。市面乃渐复常观”,终于使武昌城内局势转危为安。

1911年12月初,高元藩因病离职,奉调军政府财政司,警察总理一职由东警区区长顾庆云接任。“湖北临时警察筹办处”更名为“武昌警察厅”,顾庆云任警察厅长。高元藩早就于1911年11月25日就向湖北军政府报告要开办“警察学堂”,或“警察训练所”,但未获批准。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后,“武汉战事稍平”,时机难得,顾庆云再次呈文军政府申请开办警察学校。1912年2月中旬,直接隶属武昌警察厅的“武昌警察学校”经军政府批准宣告成立,招选合格生百名,首开民国警察教育之先河。

派警全省,统一全省的警政管理一直是湖北临时警察筹办处大力推动的工作之一。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至1911年11月17日,全省各州府县纷纷脱离清廷,归顺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北军政府也在向各地加派军政官员的同时,力饬“总理湖北全省警务” 的湖北临时警察筹办处高元藩“陆续派员分赴各属,创办治安警察”。

此事虽历经波折,然而全省警务管理工作仍在高元藩等几任警察首脑的顽强推动下,逐步走向统一。早在1911年10月12日武昌起义之初,湖北军政府就曾发文宣告“全鄂地方改为共和政体”,各地应成立自治公所,施行各厅、州、县政务。要求“各该公所应办事务,以警政、民团为第一要着。应即日兴办警察,以维持秩序,清查奸宄,惩治痞匪,保卫闾里为主。团练以驱逐乱民,抵御外侮为主,均不准籍端讹诈,扰累无辜。”

各地警察机构逐步建立后,急需大量高素质警员,于是,1912年3月21日,湖北军政府内务司报黎元洪大都督核准,在武昌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警官考试,以备选人才,推广警政。这次警官招录考试,“计取最优等吴德熏等19名,优等生徐励锋等36名,中等鲁暄等80名,备取周倬等185名。当即注册以次任用。”从此,一大批参加考录的警官警士经严格遴选而出,经警察学校短暂培育后,奔波各地警局上任,为迅速恢复全省警政,稳定革命后的社会秩序,提供了高素质的警务人才。

1912年2月中旬,武昌警察厅厅长顾庆云被黎元洪去职,黄陂人夏炎甲接任。1912年7月24日,民国政府国务院向湖北军政府送达袁世凯的“临时大总统令”:“任命夏炎甲为湖北警察厅厅长”,7月25日又奉黎元洪副总统令:“改武昌警察厅为湖北警视总厅,所有全省警务,均归该厅管辖;并任用该厅厅长夏炎甲为警视总监;其内务司所属之警政科即行取消,所有警察案卷,一概移交该总厅管理”。夏炎甲上任后,立即改变警政隶属关系,脱离原内务司管辖,直接隶属湖北省政府民政长(省长)管辖,此即民国警政史上的“总厅之争”。

由于湖北省政府官员主流意见多认为“总厅争议之故,致使全省警政立于无基础之地步”,坚决反对警察离开内务司而独立,乃于1913年4月撤销湖北省全省警视总厅,成立湖北省警察厅,免去夏炎甲厅长职务,由蓝寿鼎接任,仍属湖北省政府内务部管辖。“武昌今日之警察形式仍未改前辙”,“总厅之争”结束。

总之,诞生于一百多年前的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北临时警察筹办处”,在其筹办、运转、转型前的一年多时间内,殚精竭虑,力挺危局,除暴安良,革故鼎新,为迅速稳定因战火突发、社会巨变而现象丛生的首义发源地武昌乃至武汉三镇的治安秩序,有力配合革命军的反清作战,支撑走向共和民主之路南方民主共和之路的南方政治局面,探索社会转型时期的地警政建设、警务管理、警察教育、警用法制等诸多方面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首义警察们在此期间表现出的护国大衣、献身勇气、首创胆略、法制精神乃至设计操作的一系列具有现代警政理念的管理制度和模式。时至今日,仍令人感叹和敬佩,尤其是这种适应时代要求的首创和革新精神,对今天的警察管理和队伍建设仍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其激励和启迪之效不可低估,亟应彪炳史册,以温故而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