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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建立警政的开始

【来源: | 发布日期:2019-09-21 】

八一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由此,8月1日,被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南昌被誉为“军旗升起的地方”和“英雄城”。众所周知八一起义在人民军队建立中的发轫意义,但是很少有学者注意到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城市警察工作对八一起义的积极辅助作用,或者八一起义对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城市警察工作的开创意义。我们近水楼台地从浩繁史料中洗尽铅华,点滴还原八一起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南昌公安局的行为轨迹,不仅是对革命先烈的深切怀念,更是论证八一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创立领导城市警察工作的萌芽。

一、400余南昌警察参加八一起义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党人经过艰辛酝酿,决定举行南昌武装起义。8月1日,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据考证,起义各个战斗点上都有数量不等的警察配合作战。八一起义纪念馆内《南昌起义前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兵力概况表》充分说明了起义部队中有400余原南昌市公安局警察参加了战斗,起义后编入第20军。

1962年,朱德在江西过春节,参观起义纪念馆时说:“起义部队在9时左右就开始行动准备了。因为有一个副营长当了叛徒,起义战斗的时间就提前了,公安局的人参加了”。

开国上将肖克在八一起义中,参加了天主堂战斗。他回忆道:“参加起义的武装力量除我所在叶挺领导的第24师外,还有贺龙领导的第20军,周士第领导的73团,朱德领导的第3军军官教育团和南昌公安局的两个保安队,共计3万余人”。他还说:“一听枪响,我们就如下山猛虎,一下子冲进天主堂和学校里,敌人撑不住了,仓皇爬上城墙,企图逃跑。可城墙上早已布置好了工人纠察队和公安局的警士,他们用轻重武器一起阻击,敌人又退回原地。我们把敌人团团围住,天快亮时,一个营的敌人全部被缴械。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各路友军也大获全胜,我们占领了南昌”。

二、朱德为南昌警察参加八一起义奠定了基础

朱德,1886年12月1日出生于四川省仪陇县佃农之家,1911年8月从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被分配到蔡锷领导的新军任排长。1922年11月,朱德在欧州留学期间,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初夏,朱德遵照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部的指派,转到南昌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朱培德部,利用与其是云南讲武堂同学的关系,创办军官教育团,以培养革命的军事干部,同时兼任第五路方面军总参议和第九军副军长等职,并兼任南昌市公安局长,为八一起义奠定了基础。

1、先期铺垫、夯实基础。朱德任军官教育团长,以学员对反动当局的不满情绪为契机,一方面组织近百人的宣传队,利用星期天和课余时间分赴街头巷尾,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狰狞面目,鼓动工农群众团结起来;另一方面积极组织学员参加校外政治斗争。3月18日,他亲自组织全团学员参加南昌市各界群众追悼陈赞贤烈士大会,在大会上坚定而响亮地号召工农群众团结起来,狠狠还击反革命的进攻。会后还举行了示威游行,要求惩办杀人凶手。

3月30日,朱德又组织部分学员配合南昌工人纠察队和革命群众,收缴蒋介石派驻牛行车站宪兵团的枪支,扣押宪兵团代团长关麟征和宪兵留守处全部人员。4月2日,他再次派出部分学员骨干,率领南昌市的工人、农民、革命群众,在江西省农民协会秘书长方志敏领导下,冲入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捉拿反动AB团头目、江西省政府教育委员会主席程天放,解除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纠察队的武装。次日,又率领全团学员参加南昌市3万余人举行的斗争程天放等反动AB团首要分子大会。

这些活动军官教育团的学员和警察都有积极参加,加之警察要维持一些大型集结活动的秩序。所以,朱德在军队、警察和群众中很受敬佩。

2、身份优势、驾轻就熟。“三·六”惨案后,以方志敏为首的江西人民请愿团到武汉,要求武汉国民党中央惩办杀害共产党人陈赞贤的凶手,解散右派控制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恢复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经我党参加武汉国民政府工作同志的努力,4月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下令,派方志敏、刘一峰、李尚庸、邓鹤呜等8人为中央特派员,改组江西省政府,代行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职权,由朱培德为江西省政府主席,并决定朱德兼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因当时国民党政府是省会市与省府机构合一,没有明确的市级机构,所以“南昌市公安局局长”类似于“江西省公安厅厅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全权调动全省的警力。

朱德出国留学前,于1920年初就曾担任过云南省警务处处长兼省会警察厅厅长。任职期间,他积极支持青年学生爱国运动,严惩贪官污吏,整顿警察纪律,并提倡警察要主持正义,富有警务工作经验。朱德上任南昌公安局长后,依据既有经验着手整顿警务,工作起来轻车熟路。

3、改革机构、强化协助。朱德任南昌市公安局长的就职典礼在公安局内一个礼堂举行,既简朴又热烈,到会的除全局官警二、三百人外,还有江西省政府秘书长朱克清(共产党员)和各机关的代表参加。会上举行就职宣誓,朱德讲了话,提出我们警察是国家的公职人员,要为人民服务。次日,朱德立即召开了全局警察大会,告诫大家要切实负起保卫人民的责任,尽快恢复革命秩序,要做到孙中山提出的人生以服务为目的,不能鱼肉民众。

朱德走马上任,立即调整公安局的主要机构,特别是对警察队伍这支机动性、战斗力都较强的武装力量迅速地予以掌握。朱德将警察大队分作四个中队,其中三个为武装警察队、一个为消防队。命令杨达为公安局秘书。朱德充分利用自己身兼几个要职之便,加紧进行各种革命活动。一方面加紧整顿南昌市的治安保卫工作,对保安、消防人员进行革命教育和军事训练,树立工作认真、待人和气的新风尚。一方面加强对付反革命的破坏活动,从公安局拨出100多条枪武装了江西省农民协会组织的农民自卫大队,积极在警务人员中秘密发展中共党员,加强与总工会、农民协会等革命组织及军官教育团之间的联系,及时掌握国民党右派的阴谋活动。

4、调整干部、稳定队伍。朱德任局长后,调整了机构、抓了关键干部的任用。“朱德在任用关键干部中,有一位叫胥光和的。胥光和文化水平较高,字写得很好,为行政科科员。朱德看中这个人的才,任命他为南昌公安局第五分局局长”。(刘振华《八一起义前后的南昌公安局》)

朱德对部下十分关心,对旧警察的不良习气时时注意纠正,讲究方法,悉心教导。“他(指朱德)对我们很关心,警士们家中发生什么困难,只要会计手上有钱,无不很快批准。朱德司令说你们去看看会计有没钱,如果有钱的话,我就批。有时碰到我们在赌牌九时,他也不斥喝,只是带笑地但又非常关切地教育性地说:‘同志们不要耍牌,你们赚几个钱不容易,还不知是日上赚的还是晚上赚的。玩牌没意思。’当我们赌牌被朱总司令或杨秘书长发觉时,大家都吓得要死,以为这下不得了,—定要受处罚的。可是到第二天局长却对我们一个一个地进行和善地说服教育,从没用过恶话。讲明道理,使我们大家都心悦气服地接受,改过错误。”(现存南昌市档案馆的走访熊焕庭的原始记录)。

熊焕庭所说朱德从会计处批钱接济困难的警察,有党详的回忆作进一步的印证。党详说当时他们生活困难,没有钱打米,向朱德诉说,朱德就叫他们去会计处看看,有钱就批了。党详自己就是受益人之一。

胡铸也说:“朱总司令待部下很和蔼:从未看见他发过气,老是笑容满面,警士们有什么困难只要跟朱局长一讲就能够得到解决,如党详家里需钱打米,写条子借钱,朱局长马上就批了下来。”(《“八一”起义前后公安局史实访问记》)

朱德还十分重视从总体上关心老弱警察的生活,保持队伍的稳定。如胥光和、蓝仲和和胡铸等,均提到一件事:“朱总司令关心贫苦职工的生活,有次开局务会,有一分局署长提议,为了增加警士的工资收入,改善警官的生活,曾主张裁撤老弱残废,将这些被裁撤警士的钱,加到留用的壮强警官身上,这样数量虽减,但工作效率却提高。提完后,与会的长警都目注局长,局长马上第一句就问曰:‘老弱警士要不要吃饭?’大家愕然。接着,朱局长主张以没有自动请假的或找到了工作而不愿干警察而出去的不再补人,以这样的缺员来增加警士的薪津才是对的。大家都赞成。”(《八一起义前朱总司令任公安局长时史实调查记》)

面对当时的社会局面,稳定警局队伍的人心,是件十分重要的事,朱德自任公安局长后,就一直保持着这方面的努力。曾管南昌市公安局监印的鲍玉柱回忆说:“在朱德总司令任南昌公安局长时,我正在局内行政科当课员,我每天都要拿公文给朱局长看,朱局长看公文很快,每天的公文送到他那里,他只要把公文夹子一打开,不要多久,就把全部公文都看过了,而且处理得十分正确。”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朱德为八一起义做了大量直接或间接的前期准备工作。第三军教育团的学员和南昌市公安局的警察通过朱德的整顿、教育和感化,革命意识增强了,跟共产党走的觉悟提高了,为八一起义奠定了一定的思想组织基础。

三、南昌警察在起义战斗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朱德到达南昌之前就与时任南昌市市长兼公安局长的李尚庸是旧识。朱德到达南昌后,李尚庸向省主席朱培德提交辞呈,请免南昌公安局长兼职,同时举荐朱德接任。4月7日朱培德通过了对朱德的任命。1927年6月初,在赣东剿匪的朱德从临川打电报请辞公安局长,获朱培德允准(朱德离开南昌剿匪期间,由他的秘书杨达代理公安局长),局长一职依旧由李尚庸兼代,杨达也随即离开南昌市公安局,回第三军工作。

起义前夕朱德返昌,居住在花园角1号,离军官教育团团部较近。1927年7月27日早晨,周恩来来到朱德的住处。朱德详细向周恩来汇报了工作情况。朱德汇报时说:“南昌城内现有第三军的两个团(二十三、二十四团),第九军的两个团(七十三、七十四团),第五路军总指挥部的一个警卫团,第六军的五十七团以及其他一些警卫部队,共约一万多人,武器装备都还不错。我在南昌办的这个军官教育团,第一、二营学员已提前毕业分配了工作,现在只剩下第三营,江西农民协会所掌握的农民自卫军一个大队,约二百多人,四月间我任公安局长时发给他们一百支较好的枪,连同我在公安局内教育争取的公安人员、消防队员约四五百人,人数虽不多,武器也不算强,但他们对南昌的每条街道都熟悉,每一建筑物的情况也很了解,可作较好的响导,在起义时他们都有望成为一支可靠的力量。”

周恩来听了朱德的汇报,连连点头,赞许道:“你的心血没有白费,你为党做了一件大好事,南昌起义的战斗时间,必然会大大缩短,人员的伤亡情况必然会大大减少,起义任务不仅能很好完成,且能迟滞各方敌兵的增援。你说到的这些情况,为制定起义作战方案提供了可靠的根据。”

在起义部队占领江西省政府战斗中,警察配合军事行动,有记载:“南昌市公安局在伪省政府对面。起义军占领了江西省政府后便将缴获的枪械堆放在对面南昌市公安局院内,并对省政府的财产和公务人员加以保护,以待接管”。

在攻占敌南昌卫戍司令部战斗中,警察配合的军事行动是:起义部队在这里解除敌人武装后,在警察的积极配合下,打开监狱,解救出100多名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缴获敌军库存的枪支1000多支和其它许多军用物资。警察配合起义部队看守这些枪支和军用物资。(《南昌市志》第五卷第335页)

警察配合起义军的行动,还有一种情况是:在街上执勤。在起义军官兵的带领下,就地保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熊康柏,七十一岁,当年在民德路大进鞋店。他说:“七月三十一日夜里,将近十点钟,街上警察和部队叫我们不要在门口乘凉,快进屋睡觉,刚进屋不久就听到西大街那边枪响,马家楼即民德路口也响起了枪声。第二天街上有红纸标语,上写‘打倒蒋介石(蒋介石三字是倒写),欢迎铁军出境’。看见贺龙部队从洗马池向德胜门那边开进,并拖有大炮”。(《关于八一起义史料》)

警察配合起义军的行动,包括在城墙上与起义部队和群众武装一道阻击散兵逃跑。有多件回忆材料提到这件事。当时有两个警察队调往城外,目的在于堵截敌散兵逃出。那时南昌主城区仍是靠高大的古城墙围起来的,公安局和分驻所基本都是依城门而设。他们在城头组织巡逻,分散在各处自行参加了起义行动,还阻截敌军越城墙逃跑。

上述史实表明,南昌警察在八一起义战斗中,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一是部分警察参加起义战斗;二是大多数警察配合起义部队看守被缴获来的枪支弹药,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并协助起义部队解救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四、起义后共产党员彭干臣任南昌市公安局长的工作

彭干臣,又名干成、耐寒、矿涛,化名黄春山、何越。1899年出生于湖北省英山县,1919年考入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1年4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12月转为共产党党员。1924年5月,彭干臣与许继慎等人被安徽党组织选派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由于品学兼优,与陈赓一起留校分配在同一连队,他任党代表,陈赓任连长,为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委员。1925年1月,参加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作战,因战功显赫升任营党代表。6月被党组织调到上海开展工人运动。10月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军事班学习,与朱德等同班。

1927年5月,彭干臣护送周恩来安全抵达武汉后,根据党的指示,回家乡英山,开展农民运动。在起义准备阶段,彭干臣奉命从英山秘密潜入南昌城,参加起义的具体组织工作。8月1日凌晨起义开始后,彭干臣率领所部迅速占领国民党公安局及其哨所,随即在公安局设立南昌卫戍司令部。起义的第二天,由于彭干臣熟悉公安及卫戍工作,周恩来便将南昌的这两项重要工作交给了彭,并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义,正式任命彭干臣为南昌公安局局长兼卫戍司令和党代表。彭干臣接任后,便把卫戍司令部的牌子挂在南昌市公安局门前,并立即召集各区的5个区署长、10个分署长开会,要各区署迅速督促商店照常开市,并立即对原公安局、消防队进行改编,将原有保安警察第一队、第二队及消防队混合改编。

很快,彭干臣对原公安局的警官、警员和消防队进行整编,重新配备了公安局的武装。整编后的公安局警员,在南昌工人纠察队的配合下,登上南昌市的城墙,拦截企图越过城墙逃窜的敌军,还努力维护社会治安秩序。起义胜利后,彭干臣以公安局长身份签署发布了安民告示,大意是自己的队伍来了,大家不要怕,各家商店照常做生意,尽快恢复南昌市社会秩序等。

当时在公安局消防队当队员的张秉泉回忆:“八一起义时,我们正在公安局内,那晚只听见外面枪声,不知道闹什么事。到第二天清早,才晓得贺龙、叶挺两将军起义。起义当天,彭干臣接任公安局长兼南昌卫戍司令,并把原反动派的卫戍司令部的衔牌也挂在公安局门口。我们全局官警和消防队的同志,就在警局内集合整编。接着还在顺直会馆伪卫戍司令部内搬来了1000多支枪。”

起义成功后的彭干臣是忙碌的。除了部署张贴布告,安定民心,要求市民照常生活,商店照常营业,学校照常上课外,他命令军警和公安系统,加强城市警备,搜查残敌,打击犯罪分子,很快稳定了社会秩序,显示了他的指挥艺术和组织才干。在做这些工作时,彭干臣一方面听从周恩来的直接指示,一方面和革命委员会的政治保卫处保持密切联系。政治保卫处的处长是李立三,成员则是他的黄埔老友陈赓。他们两个很大的精力放在接管市银行工作上。

五、起义后的南昌警察

起义后,警察很快转入维护正常的社会治安秩序和重大活动的安全保卫工作。8月2日下午,国民革命委员会在皇殿侧公共体育场举行革命委员会委员宣誓就职典礼和庆祝起义胜利活动。当时人多拥挤,把会场边的一堵矮墙挤倒,引起了一点小骚动。幸好当场军人和警察维持了秩序,保证了活动的顺利进行。

后起义部队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分批撤离南昌,彭干臣积极做好社会治安和保卫前敌委员会等工作,认真参与组织指挥军、警人员撤离的工作。《南昌起义纪实》第十章第三节《撤离景象》中的一段话:“卫戍司令彭干臣要几个同志留下来,二十军特务营的副连长唐天际便是其中之一。彭干臣让唐天际了解一些敌人的情况,并设法与袁州毛泽东带领来的参加起义的1000多人的武装联系。交给唐天际一封与省委联系的信件后,彭干臣他们就上路了。”

还有部分警察随同起义部队撤离南昌,挥师向广东进军。公安局保安一队当队长的汪宪章回忆:“4号下午气候不太好,下着毛毛雨,彭局长召集保安一、二队和消防队讲话,接着就编队,由青壮的警士混合编成几个连,至晚上七八点钟才编完,被编入的人还发给了枪和子弹。编好的队伍,当晚带进省政府内,第二天清早,就向城外出发。出发前,在绳金塔的广场上整理过队伍,有二三百人。早上8点钟离开南昌,12点钟走到莲塘,下午过沙埠潭的河。我们公安局的全部人员是跟贺龙将军的警卫团走的。许多人跟着起义军一直到了广东。”

胥光和曾回忆:“八一起义后,公安局特别忙,官警天天下操,四日下午,彭局长冒雨召集保安一队二队和消防队的人在操场上整编,把青壮的警士编成几个连,老弱的和警官就留下。编好后,他们就去子弹库领了枪弹,当晚七八点钟集合到省政府内。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随贺龙将军的警卫团出发南征去了。我们留下的人,也就各回自己的家了。”

还有一段回忆:“在临川整编时,朱德征求过挑枪的警察个人意见,是回南昌还是南征。朱德还是希望他们能尽量加入到起义军中去”。

“由于形势判断不明,对革命本身缺乏认识,一部分警察在整编中遣散跑回来了。到达临川后,个别如刘刚等,都快到达潮汕了,后因伤病掉队。不过可以判断,其他继续南征的警察可能都牺牲了。如果要是失散了,在江西本省,是很容易回到南昌的,可惜访问中没有涉及到这样的人。这方面只能从二十军和第九军的行动中粗略地作点分析。”(刘振华《八一起义前后的南昌公安局》)

上述史料清楚地表明:起义后的南昌警察除了按照当初的工作部署和要求,转入正常的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之外,部分警察随同朱德、贺龙起义部队南进开辟新的战场。他们同起义军一起为中国的解放事业历经千辛万苦,艰难险阻,在一次次战斗中欲血奋战,前仆后继。他们幸存者不多,尤其是随同南进的警察们,幸存者更少。

综上所论,我们认为,南昌不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诞生地,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当代警察诞生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认为: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无产阶级要夺取国家政权、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体制,在特定条件下,就必须充分发挥军队和警察的作用。进行暴力革命要掌握军队,同时也要掌握国家暴力机器的另一部分——警察和警政,夺取警察权是暴力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军警两者的性质和内在联系决定的。八一起义恰是相得益彰地有机结合,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军队的开始,也是中国共产党建立警政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