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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军委特工处——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中央情报保卫机构

【来源: | 发布日期:2019-12-23 】

回顾中国革命的历史,人们往往要说,是毛泽东开辟了农村根据地,创建了红军。那么还应该说,是周恩来开辟了中共的城市秘密地下工作,创建了情报保卫工作。正是在周恩来的领导下,1927年5月,中共中央在武汉设立中共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情报界、保卫界及隐蔽战线,最早出现“特务”一词相关的组织。

一、“特务”溯源

提到“特务”,人们习惯赋予它鬼祟、谲诈、诡谋的贬义色彩,但“特务”的实体是实在的,其职责无关正邪是非。据考证,中国具有久远的情报收集和刺探传统。早在公元前五百年,大军事家孙子著作《兵法十三篇》,压轴篇叫做“用间”,专门论述如何使用间谍。这是世界最早的军事理论专著,这也是世界最早的间谍专业论著,证明中国历来重视秘密战争。

但“特务”显然是现代语汇,在记载古代词汇的《辞源》之中,根本就找不到“特务”这个词。具有类似意义的词是“间谍”,释为“秘密侦探敌情”。例句:《史记》中记载李牧作战“习骑射,谨烽火,多间谍,厚遇战士”。另有名词“间人”,意为“探子、间谍”。

1979年版《辞海》这样定义“特务”:“参加特务组织或接受特务机关的任务,进行刺探情报、暗害、破坏、造谣煽惑等反革命活动的分子。”

这个定义将“特务”完全归于敌人。其实,“特务”其名起初不含贬义。1937年1月西北政治保卫局颁发《特务须知》,把首长的警卫员称为“特务员”,还是很光荣的职务呢。

1990年版《语言大典》给“特务”的四项定义包括英文词义:“1.(special task或duties)军队中指担任警卫、通讯、运输等特殊任务的,如特务员、特务连、特务营。2.(special agent)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员。3.(spy)间谍,敌对一方派往另一方搜集情报,进行破坏的人员。4.(secret agent)为某一政府效劳反对另一政府的颠覆性特务。”这个定义已经将特务定为中性,敌我兼有,而且包括各类特务。不过,在军队类别中遗漏了一种侦察任务,军队特务连的编制之中总有侦察分队。

1996年出版的《中国特务》一书,认为以上定义都不科学,重新定义:“为了国家、阶级或政治集团的利益,受组织或领导的委派,默默从事情报工作或搜捕、暗杀、破坏等行动工作以及其他维护本国、本阶级或本政治集团利益的秘密工作的人员。”这个定义明确了“特务”的三大特征:一是“因公”活动。也对,中国古代,因公活动的叫“间”(间谍),因私活动的叫“侠”(侠客)。不过,这个“公”不知是否包括现代的“公司”,为跨国公司窃取经济情报的商业间谍算不算“特务”?第二特征是受组织或领导的委派活动。即使是特务分子,如果擅自杀死私仇者也不是特务行为,而属刑事犯罪。这个特征也不好掌握,看看系列间谍电影“007”,那受组织委派的特务往往又“擅自”行动。第三特征是秘密行为。这就抓住了特务的行业特点。可是,特务未必全秘密,情报搜集工作就可以部分地公开进行。各国驻外使馆中,就有拿着外交护照的公开的特务。从特征来定义特务难以完整,《中国特务》又提出特务的三大业务:情报工作、行动工作、策反及心理作战。还有一些划分,如按组织机构划分为行政系统、党务系统、军队系统,如文职特务、武装特务、秘密特务、公开特务……

看来,这特务真是够“特”的,无论怎样定义,都显得不够严谨、不够周全。生活实际,不照定义那样划分得清清楚楚。以“特务”论,中国古代就有军事、警察、司法各系统混同的情况。其实,现代也未必清清楚楚。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有“中统”与“军统”,可是“复兴社”的情况就有些复杂,其中只有力行社的特务处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特务。国民党抓共产党的时候,所有的地下党员都算特务;跑到台湾以后更是高度紧张:情报工作是特务,联络工作是特务,就连统战工作也算特务。

苏联1917年设立“全俄肃反委员会”,即“契卡”。1922年改称“国家政治保卫局”,简称“格伯乌”。看来,中共创建情报保卫组织之初,并未照搬苏联的组织机构。其时,苏联那里是国家政权组织,中共这边正处于非法状态。那么,周恩来的“特务工作处”从何而来?美国倒是惯用“特务”这个名称,负责总统警卫工作的机构,设在“财政部”,叫做“特务处”。莫非这就是中共使用“特务”名称的来历?还有,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最初的“特务”组织都隶属军事系统,莫非借用军队的“特务连”?

“调查”,最早见于国民党,后来共产党也有“调查部”,大概取自美国的“联邦调查局”。1907年美国司法部设立调查室,1924年扩大为调查局。

设立“二厅”大概是国际惯例。清朝政府改革官制,1906年设立了一个职权相当于总参谋部的“军咨处”,这个军咨处下设七个厅,“二厅”专门负责对外从事情报间谍活动。这个“二厅”世界通行。美国陆军情报局简称是Armyg-2,空军情报局简称A-2。国民党有“参谋本部第二厅”,中共中央军委也有“二局”,总参谋部设有“二部”。

军队之中的老大总是作战部门,情报部门能排在第二也确实够显赫的了。

就在我们执拗地探询各种“特务”机构的区别时,前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足以称为中共的顶级“特务”了,却这样提醒我们:你们年轻,许多事情弄不清楚,过去的工作,不像现在划分得这么明确。

这番话使我们恍然大悟……原来,包括被称为“情报”、被称为“保卫”、被称为“特务”的工作,都不是完全按照定义运行的,而是怎么有效就怎么做。

二、中共中央军委特工处

(一)诞生时代背景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初,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北洋军阀的统治时期,所以,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是在非法环境下秘密完成的,当时可真是云谲波诡,险象环生。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规定:“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得保守秘密。”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为了防止北洋军警和侦探的侦察破坏,为了保护党的机密和安全,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些措施,其中主要一条是党的各级组织在内部行文中逐步推行了一套特别的代号和暗语。如中共中央的代号有“C.P.”、“钟英”、“大校”、“大兄”等,中共各区执委会使用的代号更多。

党的内部文件中也使用过代号,如共产党员为“大学生”,青年团员为“中学生”,国民党为“民校”,共产党为“我校”,党的决议称为“总校年鉴”,党员统计表称为“每月决算表”,被捕称为“得病”,入狱称为“入院”等等。各种暗语和代号,一般都由秘书部门和组织部门联合拟定后通知有关地方使用。暗语和代号经常变换,变换以后也要及时通知。

这些措施,今天看来,似乎有点“小儿科”,但在当时,却是保护党的组织和党的机密的一项有力措施,即使敌人有所察觉,一时也难以侦破。

当然,建党初期,中共还处在幼稚阶段,还不懂得统一战线及隐蔽斗争的重要性,也缺乏隐蔽斗争的经验,加上没有力量建立情报保卫组织,所以党在了解敌人和保卫自己方面总是处于被动地位,一旦遇到险情只能被动转移,遇到敌人袭击,往往措手不及,遭受重大损失甚至失败。

上海老渔阳里二号是《新青年》及进步书刊的发行处,党组织还常在这里开会、接头,来往人员很多。由于没有经验,把陈独秀安排在这里住,无异于将中央局的机关暴露给敌人。1921年10月4日,这里突遭敌探搜查,陈独秀及其妻子高君曼及在陈宅议事的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被一起抓走。后经多方营救,他们才被罚款保释。

1922年春,张国焘在上海成都路住处刚挂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招牌,就被英租界巡捕房搜查、封闭,张国焘被迫逃走。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召开以后,党中央创办公开发行的党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只出版4期,即遭巡捕房查禁,结果自第6期起被迫从上海迁到北京编印,中央局也被迫同时(10月初)迁到北京。1923年二七罢工失败后,北洋军阀政府加紧摧残革命,北京形势骤然紧张,中央局又被迫秘密迁回上海。不久上海形势恶化,中共三大和《向导》、《新青年》杂志又被迫迁往广州。直至1923年9月,上海形势好转后才又迁回上海……

1924年,国共两党实行第一次合作后,中国共产党大部分党员加入了国民党,以国民党员的名义进行公开的革命活动。同时又严格分清党内党外关系,凡能公开活动的,尽量利用公开的身份来掩护非法的隐蔽斗争。至此,中共开始通过统一战线进行情报保卫工作。

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指出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中心任务是深入城市工人群众,开展工人运动。中共四大成立了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由张国焘、李立三、刘少奇、邓中夏等组成。根据四大制定的方针,中国工人运动从此迅速发展起来。

1925年2月,上海日商内外棉八厂工人酝酿罢工期间,中共中央就秘密组织了专门指挥这次罢工的委员会,指定由邓中夏、李立三负总责,并决定上海百余党员“全体动员”投入斗争。由于党组织运用新旧各种形式把工人群众严密组织起来;由于运用民族联合战线的策略,罢工范围完全限于日纱厂,争取到社会各界广泛的同情和支持;由于采取以巩固和发展革命力量为主,罢工斗争适可而止的正确策略,迫使日本厂主接受“不许无故打人”,“不许无故开除工人”等条件,罢工取得了胜利。在斗争中成立的各厂工会也得到存在的合法性,工人纷纷加入工会,同时,上海地下党也有了很大发展。

1925年5月1日至7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决定正式建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共产党员林伟民当选为执委会委员长,刘少奇、邓培等当选为副委员长。这次大会更加有力地推动了工人运动和全国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1925年5月30日,“五卅惨案”发生。当夜,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号召全上海人民实行“三罢”,掀起反帝运动高潮。翌日,以李立三为委员长、刘华为副委员长、刘少奇为总务部主任,成立了上海总工会。至6月5日,参加罢工工人已达20万,罢课学生 有5万多人,绝大部分商人也罢了市,甚至租界华捕也举行罢岗,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

五卅运动期间,有些外国资本家压制罢工,强令或欺骗工人上工,甚至暗害工会干部和群众。为了保障罢工的进行,并且保护工人的安全,中共沪西区委、浦东区委和沪东区委领导的工人纠察队,先后镇压了一些凶恶的敌人,稳定了罢工斗争形势,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挑衅。其后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成立了工人纠察队,队员有5000人,拥有枪300条,他们反抗敌人的镇压,同时对付工贼走狗的欺侮。在这些斗争中,工人纠察队显示了强大的力量,并且积累了秘密工作和隐蔽斗争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后,中国共产党在隐蔽斗争方面得到了一次比较全面的体验和锻炼。

1927年2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以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组成特别委员会,作为领导起义的最高决策机关,同时,成立了特别军委和特别宣委,负责起义的组织和宣传发动工作。

特别委员会成立后,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工作:首先,在广大党员、工人群众、城市平民和小资产阶级中进行了广泛组织动员,宣传起义的目的和意义,争取和团结广大群众。其次,加紧军事准备,建立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委员会,统一领导纠察队的训练和扩充工作,发挥工人武装,并对工人武装纠察队进行秘密的军事训练,改善了各纠察队之间的联系。再次,加强起义的领导机构,把起义组织领导,分为公开与秘密两大系统。此外,秘密召开了上海临时代表大会,产生了市临时执行委员会。在掌握上海各区敌人军事部署的基础上,制定了统一指挥,分区作战的周密的武装起义计划,并对军阀的部队进行了分化和瓦解工作。

3月20日傍晚,北伐军进抵上海近郊龙华,军阀部队动摇混乱。21日中午,上海80万工人在中央特别委员会领导下,发动总罢工,随即转为武装起义。经过30多小时的战斗,占领了除租界以外的上海市区,并成立了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这是党在大革命时期在大城市中创造的一个最早的民主政权形式。

在北方,由于受南方革命形势高涨的影响以及北伐战争胜利推进的鼓舞,从1926年下半年起,国民革命运动也在猛烈发展,奉系军阀为防止北方革命高潮复起,加强了对北方革命力量的镇压。1926年8月在北京捕杀了《京报》主笔邵飘萍(当时是没有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和《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时称“萍水相逢”;10月又逮捕了北京“共进社”20多名学生;11月22日,他们在天津与英帝国主义勾结,包抄了设在英租界的国民党天津市党部,逮捕了以江震寰(中共党员)为首的15名革命者;1927年1月,天津法国工部局破获了一个中共地下机关,逮捕了天津地委领导人栗泽、彭真(傅茂公)等30多人,奉系军阀立即要求引渡,后在党的营救下未被引渡,而被法国当局“驱逐出境”,这才未遭毒手。

当时,对于帝国主义和奉系军阀威胁最大的是中共北方区委及其领导人李大钊。1927年4月6日,张作霖与北京的各帝国主义国家公使团达成“完全的谅解”,即不顾外交惯例和国际公法,派出大批军警袭击了苏联大使馆,绑架了在使馆兵营中的以李大钊为首的全体机关工作人员60多人,造成震惊国内外的俄使馆事件。

南北新老军阀遥相呼应。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4月18日,褚玉璞在天津下令杀害了江震寰等15位革命者。4月28日,张作霖在北京绞杀了李大钊等20名革命者。从此,北方党失去了领导中枢,北方革命走向低潮。

总之,中共在北洋军阀统治地区的斗争,有力地支援了国共合作统治地区的革命发展,既使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经受了锤炼,也使中共在秘密工作和隐蔽斗争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教训,主要有三条:第一,必须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并巩固党的组织和革命组织。革命群众的组织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革命群众斗争的广度和深度,而要巩固和扩大革命群众组织,就必须在革命群众中发挥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使之成为革命组织的领导核心。这个时期较为突出的一个问题是中共组织发展,落后于革命运动的发展,落后于革命群众组织的发展。由于在革命群众组织中,中共党员人数较少,党的领导力量薄弱,有许多基层组织没有真正巩固起来,因此,当反动潮流到来时,大部分基层组织都垮掉了。第二,必须把公开斗争和秘密斗争紧密结合起来。根据北洋军阀统治地区不同的政治环境,革命高潮和革命低落,共产党人应采取多种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把公开斗争和秘密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当公开进行反帝反封建军阀的客观条件成熟时,则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公开斗争;当革命斗争遭到镇压时,则及时转入秘密斗争。上海工人阶级三次武装起义,就是公开斗争和秘密斗争相结合的典范。正因为坚持了公开斗争和秘密斗争相结合的原则,革命群众组织才得到迅猛发展,革命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斗争才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是,也应看到,在军阀统治地区的某些地方也曾发生过革命群众进行公开斗争时,忽略了秘密斗争的准备和秘密组织的建立。特别是由于对同盟者可能叛变缺乏应有的警惕,没能在建立公开群众组织时,做长期的秘密组织和隐蔽斗争的准备。结果,当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对革命群众进行镇压时,党的各级组织即遭到严重破坏,绝大部分工会、农会、革命学生会、妇女会也纷纷瓦解。第三,必须正确处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在北洋军阀统治地区,党在发动反帝民族斗争中,注意了引导广大劳动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动摇和压迫劳动群众的倾向进行了必要的斗争。同时,在民族资产阶级所办工厂和企业中,发动了工人阶级进行适当的经济斗争,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这些必要的适当的阶级斗争,不仅没有削弱反帝斗争力量,相反,巩固和发展了反帝的革命力量。这个时期,在处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上,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沉痛的教训。在“五卅运动”中,由于正确处理了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关系,从而使反帝爱国运动得到迅猛发展。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势力,因为害怕反帝统一战线的破裂,忽视工农阶级的利益,对于资产阶级在反帝斗争中的反动倾向不敢斗争,一味妥协退让,结果,削弱了反帝力量,导致反帝统一战线破裂。

这是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经验教训,是宝贵的财富,它对中国共产党后来的白区隐蔽斗争有着重要意义。

(二)隐蔽战线的形成

应该说,国共双方对于情报保卫工作都抓得够早。中共自创建之日就十分重视保卫工作。1921年7月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严格的保密措施中召开,会址还从上海市区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规定:“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得保守秘密。”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不少党员的身份公开,广东区委委员杨殷在广州市公安局任顾问,曾调查廖仲恺被刺案件,1926年又负责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保卫工作,从广州工人纠察队和南海农军中挑选人员,组织了一支保卫大队。中共领导的京汉铁路大罢工、安源路矿大罢工、开滦五矿大罢工、省港大罢工,都设立了纠察队、监察队、侦察队、调查队等保卫组织;湖北、湖南等地的农民运动,也普遍设立了农民自卫军,维持乡村治安。不过,这些早期的保密措施和保卫组织,还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情报工作和保卫工作;中共在地下状态期间,曾在内部称为“秘密工作”。后来有了农村根据地“苏区”(苏维埃区域),保卫工作建立公开机关;又将非苏区的这块工作称为“白区工作”、“城市工作”。直到成立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才出现“特务”这个名称,才符合“特务”定义的核心内容。至于分为“情报工作”、“保卫工作”、“调查工作”、“统战工作”、“联络工作”,那都是往后的情况了。

事实上,周恩来等中央负责同志对情报保卫工作的深刻认识与高度重视,却是从吸取“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惨痛教训后开始的。

正当北伐战争达到最高峰,上海工人还在欢庆胜利的时候,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率领北伐军突然开进上海,矛头直接指向昔日还在并肩作战的盟友——中国共产党。三天之内,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逃亡。中共在上海完全处于非法状态,中国共产党的全部组织被迫转入地下。随后,全国革命形势也迅速恶化,中国革命到了最为紧急的关头。

在这紧要关头,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到了武汉。

1927年4月下旬,中共五大在汉口召开。周恩来没能参加这次大会,但他在广东领导军事工作和在上海领导第三次工人起义中表现出来的才能,已得到全党的了解和承认。在这次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在随后举行的五届一中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5月下旬,周恩来从上海秘密到达武汉,担任了中央军事部长,并代理中央常委职务,参加中央核心领导。此后,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他一直是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这个时候,革命遭受严重挫折的惨痛教训以及武汉地区形势的急剧恶化,引起周恩来和许多中央负责同志的高度重视和警惕。党在革命的实践中,特别是在革命失败中吸取了深刻教训,开始懂得和强大的敌人作斗争,必须了解敌人,了解它的军事、政治动向,才能有效地争取主动、保卫自己,才能准确地攻击敌人、战胜敌人。出于保卫自身安全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军委之下设立一个特务工作处。

这个“特务工作处”隶属于中央军委,以收集情报、保卫工作为重点。当时的中央军委机构精干,书记周恩来、秘书长王一飞、参谋长聂荣臻;机关驻地汉口余积里12号,是三楼三底两厢的石库门式房子,组织处在楼下西厢,秘书处在楼上西厢,周恩来在楼上客堂办公,特务处就在隔壁的东厢。1926年周恩来筹建中共保卫工作,曾挑选顾顺章、陈赓、陆留三人去苏联学习。特务处负责人为顾顺章。下面分四个股:一个是保卫股,负责保卫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机关的安全,负责人李剑如。当初,苏联顾问团团长鲍罗廷被迫回国时,保卫股抽调30人护送,他们完成任务后就留在苏联学习保卫业务。另一个叫情报股,搞情报,负责人董醒吾。那时的情报工作好做,武汉政府还在同共产党合作,连武汉公安局长都是共产党员吴德峰。情报股每天在武汉搜集一般所能知道的情况。再一个是特务股,负责镇压叛徒特务,兼办中央给的其他特殊任务,负责人李强。特务股就是做“红队”的工作。就是“红色恐怖队”,也叫“打狗队”。还有一个叫匪运股,负责联系各种帮会组织,打击、收编土匪和散兵游勇,是专门争取改造那些称为“土匪”的民间武装,把他们收编到革命军队里来,负责人胡孑。

草创阶段的特务工作处工作十分活跃。5月17日夏斗寅在宜昌叛变攻打武汉,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叛变,7月14日汪精卫武汉反共,特务处都能及时拿到情报。特务处还在南昌起义中积极配合部队破坏粤汉铁路,把撤退回国的苏联顾问的枪支秘密送往叶挺师长的二十四师。还通过商人搞了些金融投机,炒卖国库券、钞票、银元,为中央赚取秘密活动经费。

此外,特务处还开展了许多有益的活动,发挥了特殊而重要的作用。例如,当时武汉地区的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多次制造事端,妄图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特务处大多及时地掌握了情报,为我党揭露敌人阴谋,掌握敌人动向,提供了有力的帮助。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后,疏散已暴露的党员干部,保卫党中央机关和党的领导干部的安全,护送党中央机关向上海迁移,秘密运送人员、物资甚至武器,都有军委特务科的大量努力。尤其重要的是:特务处为隐蔽斗争的重要内容——保卫党组织和情报工作积累了经验,培养了干部。此后不久成立的“中央特科”,骨干大多来自这个特务处。所以可以说,武汉时期的特务处,是中共隐蔽战线的发端。

不久,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往上海,这个“特务工作处”于1927年8月结束工作。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情报保卫机构,也是现代中国第一个“特务”组织。可以说,特务处就是中央特科的前身。特务工作处虽然只活动了三个月,但是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因为当时在党组织中设立专门情报机构,开展情报活动,建立保卫工作,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重大创举。

1927年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从武汉陆续迁到上海后,在汲取特务科的经验基础上,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中央特科及所属机构,从1927年11月开始建立并逐渐健全起来。

三、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建立

国民党的特务组织的建立,与中共也就是前后脚的时间差。1928年3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设立党务调查科,由陈立夫负责,主要是调查国民党内部情况,专门捕杀共产党人。由于频繁换人,缺乏经验和人才,所以业务开展较慢。直到徐恩曾(陈立夫表兄弟)为第五任科主任时才固定下来。徐恩曾是个声色之徒,自己整天忙于吃喝玩乐,等到他想加大反共力度时,又把所有事情交给助手钱壮飞(徐的浙江湖州同乡)去办。于是,钱壮飞加上李克农、胡底(号称“龙潭三杰”)就挹彼注兹,借水养鱼,“帮助”国民党在天津、东北、武汉等地陆续建立起更多的情报网。同时,也为我党获取更多的国民党情报埋下了伏笔。还有军队系统的“参谋本部第二厅”,负责军事谍报与电讯侦测。1930年夏,党务调查科内部增设一个“特务组”,专门对付中共活动。

这样,国民党也有称为“特务”的组织了。

1931年4月24日,既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又是中央特科这个要害部门主持工作长达4年之久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旋即叛变。在他为国民党训练特务所写《特务工作之理论与实践》(1933年8月完成)中说“中国特务工作的幼稚,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原因就是历史太浅。”

由于顾顺章的叛变,国民党获得一个严重教训,即共产党的隐蔽斗争太厉害了,而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则太薄弱了。于是蒋介石对其特务统治迅速扩充编制,增拨经费。徐恩曾在“党务调查科”基础上扩充了其反共的特务组织——特工总部(1935年后改组为“党务调查处”),并且推行分化为主、高压为辅的怀柔政策。后来发展成赫赫有名的“中统”——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统计局。

1932年3月,亲近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学生仿照意大利的棒喝党和德国的褐衫党,在中国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社员衣着蓝色衣服,又称“蓝衣社”。着力培植亲信的蒋介石,亲中选亲,又在复兴社之中特设一个“特务处”。复兴社特务处由十个黄埔生组成,戴笠任处长(后来在军统内部称为“十人团”)。这个特务处的任务是情报工作、策反工作、行动工作,正是标准的特务职能。这个特务处成立的4月1日,后来成为国民党特务组织“军统”的“四一纪念日”,每年此日,蒋介石都要亲自出席纪念仪式。特务处成立后,其势力发展很快,仅仅两年,在册人员猛增至1700余人,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复兴社“特务处”,后来扩大为赫赫有名的“军统”——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在国民党庞大的军警宪特组织之中,党务系统的“中统”与军队系统的“军统”,始终是核心的特务组织。

由于国民党两大特务组织的迅速增强,因而造成国民党1932年对上海共产党的五次大破坏,1933年六次大破坏。导致一大批中共优秀领导人和党员被捕、被杀,中共无线电事业损失殆尽,中共中央在白区的领导机关不复存在,中共隐蔽战线被迫收缩。

不管怎样,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看不见的战线”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条战线,就是隐蔽战线,亦称情报和特工战线,俗称“地下斗争”。

我党积极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继续坚持开展“地下斗争”,不断提高斗争方法和斗争艺术。同时,由于国民党腐败不堪,内部松散且离心离德,当年共产党员才得以大批打入敌营,为我党收集、提供大量政治和军事情报,为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