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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中国担任过最高警政官职 的楚国名人

【来源: | 发布日期:2020-12-18 】

屈原(约前340—约前278年),名平,是楚国王室宗亲,“左徒”和“三闾大夫”是屈原曾经担任的行政职务。“左徒”是楚国特有的官职名称,具体职权和地位如何,学界争议很多,代表性的说法是左徒即令尹的副职,或是仅次于令尹的重臣。按此说法,左徒这个官职,相当于今日分管警务、外交的副总理。“三闾大夫”的职权,据推定是治理楚国贵族“屈”、“景”、“昭”三姓宗族秩序,其中包括一些警政活动。屈原在“左徒”与“三闾大夫”任上有哪些事迹?具体史实已不可考,但在他的名作《九章》中有相关自述:“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法令与君命的草拟与施行、适用,是屈原的职责所在,警政事宜是其中的组成部分,这样看来,屈原可以称为中国历史上担任过最高警政官职的楚国名人。

一、屈原形象

屈原是什么形象?当代人已无从知晓了。今天人们的认识,主要来自明代画家陈洪绶的《屈子行吟图》。或者说,陈洪绶想象的屈原形象,被大家所接受后,就成为屈原的典型形象了。在这张名画中,屈原相貌清癯,落落寡合,行走在一片苍茫寂寥之中。《史记》说:“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陈洪绶的《屈子行吟图》中,屈原并没有散发,而是峨冠博带,长剑倚身,但画中屈原的气度、神采,远远胜过后来的一些画家所画的长发披肩、不修边幅的屈原。这个形象,看起来孤独清高,加上那个与世界文化遗产“端午节”相联系的投江的形象,屈原似乎就成了“愤世嫉俗”一词的代言人。从历史史料的吉光片羽中,我们可以探寻屈原的相关信息,使屈原的形象更加丰满。

“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这三个短语,是司马迁对屈原的禀赋、能力的评价。“明于治乱,娴于辞令”,这是说屈原并非仅仅是个文章家、诗人,他还是治国理政的好手——对内善于拨乱反正,处理各种棘手的行政事务;对外与诸侯打交道时,既会写文章,又会讲话,表达能力、应对能力十分了得。干部像他这样有能力、有真本事,并且还和最高领袖有亲戚关系,是一家人,不被重用就纯属意外了。“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这是司马迁对屈原仕途鼎盛时期的描写。“左徒”做到这样的境界,的确很成功了。

屈原仕途鼎盛时期的详细政绩,《史记》并没有实写。《史记》记载了屈原被怀王疏远之后怀王的进退失据和屈原的力谏。屈原在事关楚国兴亡的秦楚对抗阶段有两次力谏,其一,是力谏怀王处死按约来楚抵罪的秦国“智囊”张仪。当时,屈原已不在左徒职位上,他被安排出使齐国,去修复已经破裂的齐楚盟友关系。其二,是力谏怀王看破秦国“虎狼之国”的本性,不要听信秦国的通婚邀请而贸然赴会。这两次关键的谏言均未奏效,其结果是楚国损兵失地、国运日衰,怀王受辱异邦、为天下笑。这个结局反衬了屈原对政事的敏锐洞察力、判断力。

无论远在异国还是身处远离政治中心的放流之地,屈原都是“睠顾楚国、系心怀王”。由于政敌谗言,屈原又被新国君顷襄王疏远贬谪。屈原死后,楚国有宋玉、唐勒、景差这些才华横溢的人才,他们继承了屈原在辞令方面的造诣,但是,在政事活动中,其中并无一人再有像屈原那样犯颜直谏的果敢与决断。此后,楚国日益被削弱,直至数十年后被秦所灭。

二、屈原风骨

“博闻强志”是屈原风骨的写照。司马迁为屈原作传,开篇一段告诉大家一个风头正劲的屈原,但接着笔锋一转,下文开始尽述屈原人生的种种遭遇、层层悲凉,直到“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

而这不济的命运,在司马迁的第一段文字中已有提示,这就是屈原的“博闻强志”的秉性。“性格决定命运”的道理,在屈原的人生轨迹中呈现。“博闻强志”的意思,现代词典的解释是“形容知识丰富,记忆力强”。这个解释对《史记》的这段文字而言,对屈原的传记而言,不能不说太过轻描淡写了。“博闻”好理解,“强志”的意思却值得斟酌。按照《说文》的解释,志,“从心之声,志者,心之所之也。”“强志”可以理解为志气、志向、意志的刚强卓异。《荀子·解蔽》中有“博闻强志,不合王制,君子贱之”一语。倘若把其中的“博闻强志”解释为知识丰富、记忆力强,下文的“君子贱之”就难理解了。而将“博闻强志”解释为知识广博、意志刚强,那么具有这一秉性的人在思想、行为“不合王制”的前提下,被推崇先王之制的儒法合流的正统儒家所鄙视、痛恨,就顺理成章了。所以,司马迁评价屈原“博闻强志”,是说屈原是个有本事、有能力、有理想、有追求的德才兼备的好干部,而且有意志刚强、秉性卓异的个性特征。司马迁为屈原所作的传,全文也是以屈原的“博闻强志”为核心展开的。

屈原仕途的转折点,与他的“博闻强志”有明显的关系。屈原的同事上官大夫,视屈原为政治对手,强烈希望得到楚怀王的宠信,无奈和屈原比起能力和人品来,自己实在是望尘莫及——“博闻强志”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做到的。有一次,怀王让大臣们起草一部非常重要的法令,屈原完成了草稿,上官大夫看见了,就想据为己有,结果屈原没有给他。上官大夫恼怒之余,使了个下作但高效的阴招,他跑到怀王那里打小报告:“大王您常常命令屈原起草法律,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但是只要我们楚国公布法律,屈原就散布说,没有他事情就搞不成了,他总是这样到处炫耀他的功劳啊!”这些话的用意很明显,就是强调屈原没有把怀王的权威放在眼里,或者简单地说就是非常不给领导面子。做臣子的如果有这样的表现,被上纲上线、被追究政治责任就是分分钟的事情了。果然,怀王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屈原被怀王疏远了,开始了“坐冷板凳”的生涯。可见,做臣子的像他这样有能力、有真本事,并且还和君主有亲戚关系,是一家人,一旦威胁或可能威胁君主权威,被制裁也是没商量的事。

屈原的“博闻强志”,体现在他的著作《离骚》中。司马迁阐释了《离骚》的来由、特点: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於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司马迁认为,屈原的《离骚》既向世人展示了他的“博闻”,也在字里行间透露出他的“志”。“其志洁,故其称物芳”;“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当一个人的“志”能与日月争光时,不能不说是“强志”。司马迁说《离骚》出于屈原的“怨”,然后为屈原的千古之怨辩护:“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看青史所载,为人忠信却被同僚诽谤、被君主猜疑的大臣比比皆是,其中能向外界呈现无怨状态的“忍者”也不少,屈原凭什么是特殊的一个?博闻强志——屈原为“博闻强志”作注解,“博闻强志”成就《离骚》,成就屈原。

三、屈原精神

性格造就命运,这个说法比“性格决定命运”更积极。司马迁在屈原传记的结尾,引用屈原自己的词句言“志”:“人生禀命兮,各有所错兮。定心广志,余何畏惧兮!”卓异的意志与精神,甚至可以支撑着一个卑微者、平凡人去谱写属于自己的尊严与传奇。

《离骚》为后世留下了灿烂华章。但在君主看来,却是心存怨恨的千古铁证了。心存怨恨,在专制时代,是要掉脑袋的罪名——这个罪名在汉代叫做“腹诽”,意思很简单,就是说心中有怨恨和不满。汉武帝时的大司农颜异,与当时的著名酷吏张汤不和。某次议政,颜异的主张让汉武帝很不开心,后来有人告发颜异,汉武帝便让著名酷吏张汤主办这个案件。张汤搜集了一个重要证据:颜异某天与门客聊天,门客讲了一些新颁布的法令执行效果不大好的情形,当时颜异没有搭话,只是撇了撇嘴唇。张汤的判决是,颜异身为九卿,发现法令有缺陷而不进言,暗自不满,罪当处死。汉武帝同意了张汤的判决,并且由这个案件确立了“腹诽之法”,从此后,靠阿谀奉承、曲意逢迎保住官位的干部队伍越发壮大了。反观屈原,《离骚》一出,这个心底的“怨”就成白纸黑字、天下昭然的弥天大怨了。屈原的“强志”与“博闻”相得益彰,他写出传世的“万言书”而未被当场“明正典刑”,或许与屈原的宗亲贵族身份、怀王的厚道脾性以及当时君主专制制度还不发达等因素有关吧。

关于“博闻强志”的本义,清代张玉书主持编纂的《康熙字典》有相关记载,其中有个突兀的转换:“志,又记也,与誌同,或作識,《周礼·春官》:小史章邦国之志;《前汉书》:有十志;师古曰,志,记也,积记其事也;《后汉书·刘骏传》:博见强志。”在引用《后汉书·刘骏传》之前,“志”的意思,一直是作为史书文体类型,即使颜师古将“志”解释为“记”,也是指一种笔法,而不能解释成“记忆”。所以,《康熙字典》将“博见强志”列入此处义项,在语义的体系解释上不能自圆其说。如果将“博闻强志”里的“志”解释为“记忆”,其结果是这个用屈原的璀璨生命作注解的古老语词,被屏蔽掉其中的坚强意志因素,而降格为不痛不痒的、与意志无关的描写生理机能的冰冷语词。

孔子提出了“志士仁人”的说法:“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又说,“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这种以意志力为基础的卓绝勇气,为儒家精神注入了刚性与伟力。因为“博闻强志”,屈原最终超越了一己之怨。屈原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其中可见屈原杀身成仁、不愿苟且的心志。这种心志,正符合儒家“志士仁人”的特征。屈原之志,也是刚正的儒者之志。由此,屈原可以被称为楚国警察史、湖北警察史上“志士仁人”的古典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