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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中国担任最低治安官职的楚国名人

【来源: | 发布日期:2021-05-14 】

提及刘邦,在中国是家喻户晓、无人不知。他以市井草民的出身,在秦末农民战争中崛起,经楚汉之争,击败号称“西楚霸王”的项羽,削平诸侯,一统天下,建立了国号为“汉”的王朝(史称“西汉”),成就帝王之业。西汉王朝传十四帝,历近210年。其后虽遭王莽篡逆,汉祚中缺十余年,但身为西汉宗室之后的光武帝刘秀此后所建“东汉”,名义上仍是汉朝王脉的接续。自刘邦为汉朝高帝定鼎(公元前206年),至曹丕废汉献帝立魏(公元220年),两汉的统治先后延续了400多年,传承可谓久远。史所公认,刘邦所开创的汉朝,既是继秦之后中国第二个大一统的王朝,也是一个疆域广阔、国力强盛、文化繁荣的王朝,很多时期引四方来拜、仰慕归附。因此,世人常将汉朝与中国历史上另一个强大的王朝——唐朝并称,赞为“汉唐盛世”。尤其在西汉时期,通过政治经济的发展、文化教育的交汇、风俗习惯的融通,形成了统一的民族——汉族。时至今日,汉人、汉语、汉字、汉学等,很大程度上就代表着中华民族的身份确认,见证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变迁,贯通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连接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源泉。因此,跨越中国历史的长河,追溯中华民族的渊源,刘邦是有“开万世之功业”的奠基人,为民族根脉的铸就作出了历史贡献。

西汉之后,历代多有正史、野史、笔记,继续对刘邦的功业评说、事迹演义、地位品定;近代亦多有传论、小说、影视,展开对刘邦现代性、人性化的阐发和评价。这些作品,叙史写实与挥洒想象参差,全人观照与独辟视角穿插,严肃正统与生动有趣纷呈,对秦汉之交的历史风云可谓备述,也丰富了对刘邦这一重要历史人物的了解和认知。这表明历史在发展、变迁,历史观也应发展、进步:一方面,考评历史人物、分析历史规律,应采取客观求实、全面辩证的眼光。另一方面,也须转换角度,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主流视角之外,从其它的横截面切入历史;或打破文类界限、叙史陈规,以现代的眼光、灵活的形式、人性化的体会,走近历史和古人,庶几会有不一样的发现。

从这样的历史方法论出发,《史记·高祖本纪》中的某些断续、零碎的记述,也许还能给评价刘邦提供另一个新异的视角,切开一个别样的截面,这就是:以警察专门史、湖北地方史为视角和截面,将刘邦放到湖北警察史的流脉之中加以观照。如果,寻微于《高祖本纪》,再参照《史记》中萧何、卢绾等人的传记,尤其是探究刘邦的籍贯、生年,追寻其早年的交游行止,刘邦曾为楚国人的身世大致无误,他早年担任基层治安长官的经历也确认无疑。如果用现代警察的名号来称谓刘邦,叫他中国历史上做过“基层派出所长”的最著名的楚国人,也是唯一做过“基层派出所长”的皇帝,也并不突兀、牵强。这对于考查战国末到秦汉之交的政权更迭、体制变迁,再次探求刘邦的功业根基、崛起奥秘,并为湖北警察史的研究拓展新的对象,都具有开掘的价值。

一、人生近半为楚民——刘邦的籍贯和生年

刘邦的籍贯在哪里?《史记》、《汉书》皆明确记录为“沛丰邑中阳里”,刘邦起事后被人尊称为“沛公”,似乎也源自于他和沛县的深厚渊源。那么“沛丰邑中阳里”是什么地方?此地与楚国又有什么关联呢?其实,沛和丰并非一地。沛是今天的江苏省沛县,隶属江苏省徐州市;丰则为今日的江苏省丰县,也被徐州所辖。两县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相互之间东西接壤。历代以来,沛县、丰县均以刘邦故里自居:丰县被称为“千古龙飞地、一代帝王乡”,沛县也有“千古龙飞地、帝王将相乡”之谓。但究竟刘邦是出生于沛县还是丰县呢?综合民间传说和相关的历史资料,目前多数论者普遍认同的说法是:丰、沛两县分别是刘邦的出生和发迹之地,所以,自古就有“丰生沛养汉刘邦”之说。

《史记·高祖本纪》中言:“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司马迁并未点出这“大泽”的名称,估计是当时的一个大湖。而沛县之所以得名,则正是因为古有“沛泽”,即有一大湖位于此地。但《丰县志·祥异志》则载:“沛公母往田,大雨,避于桥下,龙与遇,若有感,孕,生沛公,因名其桥为龙雾桥。”刘母遇龙感灵而孕刘邦的传说,是为“奉天而降”的“真龙天子”之说披上一层神异色彩,看来荒诞不经,不过,今天丰县县城中确有龙雾桥这一历史遗址。可以推测,号称“沛泽”的大湖面积巨大,也许跨越丰、沛多地。而确认刘邦出生于丰地,亦可从《史记·高祖本纪》中找到其它相关的证据。如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十月,在平定黥布叛乱回军的途中,刘邦经过沛县,于行宫中大摆筵席,恣意畅饮。酒到酣处、半醒半醉的时候,刘邦自己击筑,高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并让沛县的儿童唱和,刘邦随歌起舞,慷慨伤怀,泪下数行。他对沛县的父老说:“游子悲故乡,朕虽以关中为都,长住都中。即使万年之后,朕的魂魄仍然乐于思念沛县。且朕由沛公名位出兵诛暴逆,今日方能有天下。因此,以沛县作朕的汤沐邑,免沛县全民赋税,世世代代不必纳税”。

刘邦视沛县为故乡,是因他从沛县起兵抗秦、成就帝业,沛县实是龙兴之地,他对沛县感念不忘,所以将沛县升为为自己的直系封地,世世代代免其赋税。在沛县停留多日,临别之际,沛县的父老乡亲齐齐叩首请求刘邦:“沛县有幸,得免赋税,而丰邑未得免,请陛下哀怜丰邑,也赐予免税。”刘邦说:“丰吾所生长,极不忘耳,吾特为其以雍齿故反我为魏。”在沛县父老的苦苦哀求下,刘邦便也免了丰邑的赋税,比照沛县一样。刘邦自己申明“生长”在丰邑,但对于丰邑的感情却是爱恨交加,是因为丰邑之人曾在雍齿的率领下背叛过刘邦。那是在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刘邦此时已举兵抗秦,驻扎在丰邑;而天下诸侯蜂起,亦有燕、赵、齐、魏等旧时六国的贵族举事。刘邦击溃了秦朝泗川(即泗水)郡守对丰邑的进攻后,派雍齿守于丰邑,自己引兵攻打薛地。此时陈胜遣派魏国旧将周市攻打丰邑,周市派人向雍齿游说招降,雍齿便反了沛公而归魏,并且替魏而守丰。刘邦转而乃引兵来攻丰,却久攻不下。由此,刘邦对叛他的雍齿和丰地子弟切齿怨恨,念念不忘收复丰邑,即便转战多处,也屡次回兵攻丰,后来终于攻克丰邑。但早年这段经历,仍让刘邦记忆深刻,也带来对丰邑——自己的出生之地的复杂感情。

故土难忘,刘邦如此,其父刘太公也是如此。《汉书》中称:“丰公,盖太上皇父”,“丰公”指的就是刘邦的祖父,以居地称呼之,可见刘邦的父、祖等前几代就居于丰地。而据晋代葛洪的《西京杂记》记载,刘邦定都长安后,刘太公身为太上皇,虽极尽尊荣,在深宫之中却时常闷闷不乐。刘邦暗自询问太上皇的左右因何如此,都说太上皇“平生所好,皆屠贩少年,酤酒卖饼,斗鸡蹴鞠,以此为欢,今皆无此,故以不乐。”意思是在长安虽享尽荣华富贵,太上皇喜爱的仍是在家乡丰县斗鸡蹴鞠、结伴饮酒的市井生活。为此,刘邦命令在国都长安附近的秦国故地骊邑(今西安市临潼区),仿照家乡丰邑的街巷布局,为太上皇重筑新城,并将故乡丰邑的乡亲故友迁居于此,太上皇这才高兴起来。传说,新丰城建造得与丰县一模一样,丰县百姓迁至新居,就跟回到老家一样,连鸡犬都能找到各自的门户,这就是所谓“鸡犬识新丰”一说的由来。

刘邦生于丰县的佐证,还见于《史记》的其它篇章。《萧相国世家》曰:“萧相国何者,沛丰人也”,《韩信卢绾列传》记:“卢绾者,丰人也,与高祖同里”。萧何与张良、韩信并称为“汉初三杰”,他是刘邦的同乡,也是沛丰人,后到沛县任主吏掾。刘邦尚未起家时萧何就与之交好,后追随刘邦开创汉之基业,辅弼建制,识人定策,功为最高,封为相国。卢绾则直接被点明是丰人,既是刘邦的同乡,又是刘邦的“发小”。后来跟从刘邦起家到建立帝业,卢绾一直都是最受刘邦宠信的近闱之臣,可自由出入刘邦的寝帐内宫,“衣被饮食赏赐,髃(余)臣莫敢望,虽萧曹等,特以事见礼,至其亲幸,莫及卢绾”。刘邦平定天下后,不顾其他诸侯的怨言,封卢绾为燕王,“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后来在列侯陈豨谋反时,卢绾认为刘邦老病,听任吕后专权,诛灭异姓王和大功臣。为保存自己的封爵之地,不落入韩信、黥布等人的下场,卢绾暗与陈豨及匈奴互通声气。事泄后,卢绾所封的燕地被昔日同泽樊哙所击,他将家人近臣及财帛装上数千车马,停驻于长城之旁随时准备逃亡,自己则只身前去求取刘邦的宽宥。此时刘邦病体稍愈,念及旧时情谊原谅了他。但不久之后刘邦驾崩,卢绾害怕自己逃脱不了吕后的加害,挟家人逃到匈奴,在思乡的抑郁中,一年多后死去。

至于“中阳里”所在,根据北宋年间所编的《太平寰宇记》、明朝版的《丰县志》,以及清朝康乾年间所编的《江南通志》的记载,皆言在徐州丰县境内,大致在今天丰县县城的东北角。据说此处是刘邦故居,也是后来刘邦为自家修建祠庙的地方。东汉时卫宏所撰的《汉旧仪》说:“高皇帝家在沛丰中阳里,及为天子,祠丰故宅。”清时官修的《一统志》也言:“中阳里在城东北,有坊,汉庙在焉,五代刘知远建。宋宣和三年重修,王文昌修汉庙后,殿记云:迁旧像五位于前殿,盖高祖、吕后、惠帝、赵隐王、鲁元公主也。后殿则以太上皇、昭灵夫人居中,而以二十四帝像居两侧。”综合种种史料,当知丰邑(今天的丰县),确为刘邦的诞生之地,只是后来他迁于沛县居住,并在此当上了泗水亭长,千秋帝业由沛县发起,所以人们才称之为“沛公”。

无论是沛,还是丰,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前,都曾经在楚国的疆域之中,但在春秋时期及战国大部分时期,沛、丰均属于宋国。丰曾经是宋康王偃的都所,而沛相对而言则辖地较小,地位也不那么重要,人们习惯称之“小沛”。宋国是以微子为始祖的诸侯国,春秋时期宋襄公还位列“五霸”之一。但由于内乱不断,战国时期宋国的国力大大削弱。而宋康王偃也因种种荒淫暴虐之举,导致宋的覆亡。沛、丰二地均被楚国吞并。沛后来被楚国设为县,丰依然为邑。而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不久齐、楚发生战争,齐“南割楚之淮北”,淮北属齐。不过《史记·楚世家》又记载,楚顷襄王十五年(公元前284年),“楚王与秦、三晋、燕共伐齐取淮北。”其后,楚与齐、魏,虽然仍有小的战争,但淮北以及丰、沛之地属楚的局势,已完全稳定下来。如果以公元前223年楚国被秦之大将王翦所灭作为标志,沛、丰两地在战国末期,为楚国所属大概将近六十余年。另据《史记·樊郦滕灌列传》记载,刘邦早年在沛县的故交中有夏侯婴此人,他始终跟随刘邦,是汉朝开国重要的辅佐之臣,后被刘邦封为汝阴侯。夏侯婴的别称叫做“滕公”,因为当初夏侯婴曾任滕县令的“滕令奉车”官职,楚人习惯称令为公,所以夏侯婴号为滕公。司马迁将夏侯婴入列传,题目取的就是“滕公”之谓,可见沛县曾属楚地、习楚俗、说楚语,对人的称谓与楚国大致相近。而这些,都是刘邦曾为楚人身份的明证。

明确了刘邦的故籍在战国末期的归属,还应考查刘邦究竟生于哪年。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以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均未直接提及刘邦的生年,倒是后来班、马两书的注解者对此做出了不太一样的补充。南朝时的宋人裴骃在《史记·高祖本纪·集解》中作注,引用皇甫谧的观点,言“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年生,至汉十二年,年六十二。”秦昭王五十一年,即公元前256年,也就是周赧王五十九年。本年似乎有些巧合的历史事件——周赧王驾崩,秦迁九鼎,占领王畿(洛阳附近),东周被秦所灭,但距秦一统天下尚有35年。而颜师古在为《汉书·高帝纪》作注时,则引用臣瓒的说法,称“帝年四十二即位,即位十二年,寿五十三。”刘邦四十二岁即位,应该是秦朝被灭、项羽封刘邦为汉王之际。其时为公元前206年,上溯四十二年,大致是公元前247年,为秦庄襄王三年。这年似乎也颇为巧合——秦庄襄王,即被吕不韦视为“奇货可居”的异人本年病死;异人的儿子,即秦王嬴政以13岁幼龄继位,这就是后来的秦始皇,此时离秦朝建立则有26年。皇甫谧、臣瓒都是魏晋时期的人,他们对刘邦生年所作之论,迄今尚无有力的史料支撑。而学界则习惯取皇甫谧的观点,将刘邦的生年定于公元前256年,即东周被灭之年。这似乎将刘邦的出生,赋予了某些神秘的天命色彩;司马迁所说的“周人承之以文”,周灭秦兴则“文敝”,汉朝“承敝易变”、“得天统矣”等言辞,也不无天命观的影子。但是,不管是生于公元前256年,还是公元前247年,在公元前223年楚国被灭、秦始皇夷灭六国称帝前,刘邦所出生、成长、发迹的丰沛之地,确是隶属于楚地;有二三十年的时间,刘邦的身份是楚人,楚国,也确是他的母国。

二、少年任侠慕先贤——不羁的闾巷之侠刘邦

从楚被逐渐灭国,到秦建立一统皇朝,其间的二三十年,正是刘邦的青少年时期,对于这段人生经历,《史记》、《汉书》皆语焉不详。《史记·高祖本纪》中只有一些看似不堪的记叙,因之造成一些论者得出刘邦曾是“无赖”、“混混”、“流氓”的评说,对他大加诟病。如说青少年时期刘邦不参加劳动、游手好闲:“不事家人生产作业”;说他好色贪杯:做亭长时“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且在酒肆饮酒常常赊欠,大醉而卧,岁末也不偿还酒债。尤其精彩的一段描述是:刘邦的未来岳父吕公到沛县避仇,大宴宾客。因吕公与沛县县令交好,沛县的大小官员以及地方名流都前往道贺。萧何则作为主持礼宾的人,负责收礼。萧何交代身边承担迎宾职责的随从小吏,贺礼不足一千钱的,到堂下就座。刘邦此时不过小小一个亭长,但平素看不起这些小吏,就放言说大话,高喊“贺钱一万”,实则一文不出,昂然直闯内庭入席。吕公闻听,亲自到门前迎接,看到刘邦相貌堂堂,依相术偷偷观察之,觉得此人不凡,对其十分礼遇(后来吕公认定刘邦有诸人未有之异相,干脆做主将女儿吕雉嫁给刘邦,这就是吕后)。刘邦也洋洋自得,轻慢无礼,“狎侮诸客,遂坐上座”,没有任何不好意思的表现。这一番举动好像颇有些无赖惫懒,如市井流氓,引得萧何当时也发怨言:“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刘邦称帝后,曾亲言于太上皇:“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这里透露出的信息是:当初刘太公也认为刘邦“无赖”,不能持家立业,远远不如其兄刘仲那样得力。另外,从《史记》其它人物传纪的“互见”中,刘邦青少年时的某些生活细节也显露出“不轨于正义”的特点。

但是,如此放诞不礼、品行不端的刘邦,却又相当好的人缘。丰沛两地上至身居要害的官员,下到屠狗沽酒之徒,都十分看重刘邦,这在《史记》中时可得见。如所谓不偿酒债,实际是“王媪、武负”两位酒家主动“折券(欠条)弃责(债)”。而《萧相国世家》中说萧何早先任沛县的主吏掾,负责人事考绩,记录吏员的功过,影响官员进退任免,权柄极重,刘邦未做官前,屡次犯有官司,萧何不断运用手中权力维护刘邦。《韩信卢绾列传》也载:“高祖为布衣时,有吏事辟匿,卢绾常随出入上下。”这也是说,青年刘邦常为了某些违背法纪之事东躲西藏,卢绾时时跟随在其身边。即便是做了亭长,刘邦身上的轻率之气也不稍减。《樊郦滕灌列传》记载,当时做沛县厩司御(职司掌管车马)的夏侯婴与刘邦交好,每一次送完上官、宾客,途径泗水亭总要停下来与刘邦长久畅谈。夏侯婴后来试用为县吏,升了官,与刘邦更加要好。但有一次“高祖戏而伤婴,人有告高祖”。可能是刘邦与夏侯婴私下切磋剑术,误伤了夏侯婴,被人告了。伤害上官,依罪刘邦要遭到严惩,但刘邦坚决地申辩并未伤人,夏侯婴自己也帮刘邦掩饰。后来事情闹开,夏侯婴因“知情不报”,反被牵连入狱一年多,虽遭“掠笞数百”,挨了好些鞭子,始终不承认实情,最终帮刘邦脱罪。此事可见刘邦的朋友对他的义气,刘邦的好人缘也可见一斑。其他沛人如曾任沛县狱掾,“居县为豪吏”,职司相当于今日县公安局长的曹参,以及“屠狗为事”的樊哙、织蚕办丧为业的周勃,都是刘邦起事前的铁杆朋友,后来均为汉朝的开国元勋、柱石之臣。

为什么青壮年的刘邦无论是做布衣,还是为低微小吏,都有拥有如此熟稔的人际关系,如此广泛的人脉?《史记》、《汉书》中往往归于“天命之说”,将刘邦神化为“真龙”或“赤帝”之后,所以让各色人等敬畏归附——如刘邦醉酒后有“龙气”盘踞其身,其所隐居之芒、砀山泽之上笼罩“天子气”,神秘老翁为刘邦一家看相曰“贵不可言”,以及斩白蛇是“赤帝子”斩“白帝子”而承天之祚等等。这些说法今天看来,自然和刘母感龙而孕生下刘邦一般荒诞不经。发迹前的刘邦之所以获得这么多人的敬畏、维护,从史书中不难发现端倪,主要是因为青少年时代的刘邦,其志向事功、风范气度和行为做派,俨然就带有战国时期一个重要的群体——游侠的光彩。

战国时期游侠的崛起,主要是因“士”这一阶层的衰微与转化。春秋末至战国初,中国社会进入历史的转型期,周天子的权威逐渐丧失,诸侯、大夫的势力膨胀,各国之间争城夺地、相互兼并,纷纷谋求天下霸主之位,以成“莅中国,抚四夷”的伟业。为此各诸侯大夫礼贤下士、广揽人才、养士成风。当代学者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汪涌豪在《中国游侠史》中均论及:战国之前的“士”,属于奴隶主贵族的最低阶层,其身份只比庶人高出一线。“士”也有很多是由乡里宗族平民中选拔而出,授以各种专门训练,能文能武,平日仍与亲族同居务农,需要时才征召。“士”阶层对亲族乡里自有特别的情感,也特重义气。到战国时期“士”的境况比诸以往已发生根本变化。由于篡乱迭生、礼法变易、井田崩坏,带来阶级结构、政治制度、生产关系的更改,将“士”抛向无田可食、无职可守的境地,也让他们有了打破上层贵族的门阀垄断,获取平等地位,建立人生功业的可能。他们不务农,不从工,亦不经商,而是凭着满脑智识和一腔勇力,融入动荡而又生机勃勃的社会大变动中,换得生存空间,实现人生价值。在时代的变迁中,“士”的身份变得相对独立,他们游走于朝堂之上,江湖之间,来去自由,傲视王侯,只为知己者死,不为位高者奴。“士”的范围在社会的重新洗牌中也扩大,从以往封荫的爵位变成凭借个人才干得到的称誉,上至王孙公子,下至市井草莽,甚至鸡鸣狗盗之徒,俱可称“士”。

从春秋过渡到战国时期,“士”因各自擅长能力的不同,逐渐出现了“文士”、“武士”的分野。文士以“势”和“谋”左右天下大势,影响历史走向。武士即为“侠士”,以“勇”和“义”耸动天下、威震诸侯。他们或以“门客”寄身,投靠诸公子大夫,为人效命,以报知遇之恩;或化身为“刺客”,激于不忿,替人复仇,虽死无忌;或作为“游侠”往来奔走,广交朋友,仗义轻生,济困扶危,救人急难。在战国这样一个礼崩乐坏、攻伐征战、权力更替、纵横倾轧的历史转型期,主要从“士”转化而来的游侠,也呈现出多元的出身构成,并不仅限于平民或下层贵族。

但在战国时期唯一论及侠的思想家韩非子的笔下,游侠却是必须铲除的五种社会蛀虫(“五蠹”)之一,韩非子有很著名的一句话:“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可以说指出了侠客的一个核心特征——即以私人武力破坏国家法纪、扰乱统治秩序。韩非子指出,若任由游侠横行,更兼上层贵族的养士重侠,“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带来的后果是法律废弛、秩序不存、伦纪颠倒、天下大乱,“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班固在《汉书·游侠传》中以维护王权的立场,也有与韩非子同调的论述,即侠客之风带来了“背公私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的后果,不利于正统王权。东汉时史学家荀悦,对游侠抨击之强烈,比韩非子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将游侠与“游行”、“游说”共同视为败德祸国之“贼”,因为游侠“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违背了道德礼治,威胁纲纪等级,有悖职守本分。荀悦还具体描述了游侠生活的秉性:这些人,不劳动,不尊奉父兄,不修身养德,只知道虚饰浮夸,追逐朋友义气和豪爽之名,成天啸聚吃喝,眠花宿柳,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韩非子、班固、荀悦的这些论述,还透射出游侠第二个核心特征——善于交游,重视朋友之谊,结群聚伴,身边多有死党。因此,《史记·高祖本纪》中对起事前的刘邦的一些记叙,除了一句“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是正面的,其它如果按韩非子、班固、荀悦等人的观点,似乎确是较负面却典型的游侠作风。如不事劳作、斗酒打架,狎侮同僚;如屡次行为不检、遭遇官司;如与萧、曹、樊等上流下流人等结为朋伴,及剑伤夏侯婴等,这都是不守法纪秩序、“作威福”、“背公私党”。而在泗水亭长任上,刘邦私放役卒辞官逃遁,就是不折不扣的“弃官宠交”。种种行为从皇权威仪的角度看,与他后来成为一个王朝开创者煌煌赫赫的形象实在相距甚远。

若换个角度,早年刘邦那些行为,有些是豁然大度、不拘小节的游侠气质,有些正表现出游侠精神的可贵价值——轻财好义,交游广泛,礼贤人才,不畏强权,救倾扶困。司马迁对游侠的评价,应是观照刘邦早年游侠习气的恰切视角。司马迁作《史记·游侠列传》,传主多为西汉的豪侠,主要有朱家、剧孟、郭解三人,其余只提姓名。但他对游侠精神作出了颇为肯定、也是十分重要的概括,突出了另外不一样的核心品质——即虽触犯礼法,却重诺守信、救人急难、不顾生死、不求恩报。刘邦甘冒大险,私放役卒的义举,就带有这些品质的影子。在司马迁看来,古代的“布衣之侠”、“闾巷之侠”、“匹夫之侠”实际是一类,他们出身平民,混迹市井,但德行高尚,名节高洁,声望传诸天下,无人不叹其贤。司马迁遗憾的是儒、墨都排斥他们,不在文献中加以记载,所以秦朝以前这些平民侠客的事迹,已经湮没不闻。另外,司马迁还写到所谓“乡曲之侠”,赞美他们尊道义、重然诺,不惜殒身的精神,比有权势武力者更具社会贡献,也与“布衣之侠”、“闾巷之侠”、“匹夫之侠”相同。

班固《汉书·游侠传》在司马迁基础上,另加萭章、楼护、陈遵、原涉等两汉豪侠,专列一段论到战国四公子及受其影响流行的游侠之风,也不得不肯定他们救厄赴急、群贤汇聚、名动天下的气概:“由是列国公子,魏有信陵、赵有平原、齐有孟尝、楚有春申,皆借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而赵相虞卿弃国捐君,以周穷交魏齐之厄;信陵无忌窃符矫命,戮将专师,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诸侯,显名天下,扼腕而游谈者,以四豪为称首。”而综观青少年时期的刘邦,其平民的出身、主要活动的场所,就属于司马迁所言的“布衣之侠”、“闾巷之侠”、“乡曲之侠”等类;他的“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也带有这些平民侠客高洁品质的影子。但对刘邦影响最大、并终生追慕的,却是身为“卿相之侠”的战国四公子之一的信陵君。

青少年刘邦的任侠生涯,《史记·高祖本纪》中除上述某些豁然放诞、不拘世俗法纪的行为外,并无其它明确的记载。但在汉高祖十二年十二月(公元前195年)平定了黥布之乱后,刘邦发布一道旨意,遣派户邑为已没有后裔的秦始皇、楚隐王、陈涉、魏安釐王、齐缗王、赵悼襄王守祖坟,“守冢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而“魏公子无忌五家”。此事在《魏公子列传》中也说得更为具体,并提及刘邦一直对信陵君存有仰慕之心:“高祖始微少时,数闻公子贤。及即天子位,每过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从击黥布还,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岁以四时奉祠公子。”可见信陵君在刘邦心目中的地位之重要,从少年时直至驾崩前都不能忘记,每次经过魏国故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都要拜祭,始终敬奉有加。《史记》中还有一段记载,也能证明少年时刘邦的游侠理想以及对信陵君的崇仰。这段文字见于《张耳陈馀列传》,曰:“高祖为布衣时,尝数从张耳游,客数月。”青少年时的刘邦为什么要多次长时间地跟随张耳呢?答案很简单,张耳也是一名游侠,而且曾经是信陵君的门客。

张耳是魏国大梁人,信陵君礼遇侯嬴、朱亥等“闾巷之侠”,窃符救赵,留下天下敬服、名垂千秋的事迹,张耳自然也是耳闻目睹,心向往之。信陵君救赵后不敢回魏国,客居邯郸近十年。直到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元前247年),魏国被秦军强攻,在魏王的一再请求下,信陵君才回到大梁。他被任命为上将军,联络魏、楚、赵、韩、燕五国联军合纵攻秦,大败秦军,迫其退守函谷关。这一功绩让信陵君再次名扬天下,宾客盈门。时为热血少年的张耳也入信陵君门下,亲身为其气度风范所染。魏安釐王三十四年(公元前243年),信陵君去世,门客流散。张耳沦为游侠,后亡命于外黄(今河南民权县),做过魏国的外黄令。张耳在外黄时娶一富家女为妻,“女家厚奉给张耳,张耳以故致千里客”。靠妻子家的资助,张耳也任侠养客,结交天下豪杰,刘邦就在这段时间慕名而来,多次与张耳交游。秦灭魏后,悬赏千金求捕张耳,张耳逃亡到陈县(今河南淮阳县)隐居。陈胜起兵途经陈县,张耳前往投效。在秦末的诸侯纷争、势力消长中,张耳先后辅佐赵王、项羽,最终被刘邦招揽,委以重任。后来刘邦封张耳为赵王,并将鲁元公主嫁给张耳之子张敖。

青少年时期的刘邦视“卿相之侠”信陵君为偶像,并追随“布衣闾巷之侠”张耳,行种种大度不羁、交游逞气、侵害礼法之举,客观上主要是受当时社会风尚的影响。战国时期游侠兴盛的风气,在法令严峻,统治苛酷的秦朝并未稍减,反势头汹然。宋代苏轼在《游士失职之祸》中分析到,上天往往赋予世间杰出之人智、勇、辨、力四种才干。各有这些能力的豪杰之士或凭此为人所用,获取衣食之养;或靠这些能力以统率他人自养。古之圣君先王能与这四者共享富贵,使之不失所守之职,因而天下太平。六国的公卿大夫广纳门客,养士而任用,游侠们也有义奉恩主的职守,天下稍安。秦朝统一天下,门客、游侠、死士也有大功。苏轼认为,秦二世而亡,也有不敬畏包括游侠在内的智勇辩力之士的原因。秦末蜂起抗秦者多有游侠。前述张耳之外,如张良也是侠客气概洋溢:他家僮三百,“弟死不葬,悉以家财养士”,并重金觅得豪客,博浪沙以大铁椎击秦,震惊天下。逃脱后隐居下邳,不改姓名,好为任侠,项伯杀人来投,慨然纳之。还有陈平、彭越、季布等人,皆有在闾巷乡野之间不守秦律、任侠使气、杀人亡命的游侠经历,同代的刘邦也无例外地熏染了这样的风气。当然刘邦早年任侠也与地域的熏染、血脉的相连有关:丰、沛与魏国接壤,信陵君的事迹天下流传,丰沛之地也不例外。据李斐等的注解,刘邦的先祖是魏国人,后来从大梁迁徙到丰邑,对于魏国的豪侠,他在情感上也许有很强的认同。

青少年刘邦的崇侠、任侠还有一些主观原因。其一,虽然在刘邦开始游侠生涯时,信陵君已去世,他未见真人,但信陵君好贤养士、窃符救赵的事迹声誉,从未在六国朝堂和草莽之间消歇。信陵君既是抗君之命、不畏强势、救人急难、道义为先的辅弼之臣,又是气度宽仁、待人以诚、礼贤下士、广交豪俊的卿相之侠。少年刘邦追慕先贤侠士信陵君,崇仰信陵君的事功美誉,并不顾数百里之遥,从丰县赴外黄县,数次跟随信陵君的后继者张耳,是为追寻信陵遗风,想要仿效其事迹,以建立惊世功业,成就不朽声名——这正是出自少年不同凡俗、胸怀远抱的人生理想。恰如东晋谢灵运赞曰:“是以信陵之贤,简在高祖之心,望诸之道,复获隆汉之封”。汉代之后,对信陵君结交侯嬴、朱亥窃符救赵的义举表达仰慕赞佩,以寄托自己人生理想的大有人在,如唐代大诗人李白专写《侠客行》一诗,其中有“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以及“救赵挥金槌,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煊赫大梁城。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的句子。在中国古代,许多少年心中都曾有过一个“侠客梦”,有过奉古代游侠为人生偶像和精神导师,渴望仗剑行侠、建功立业的青葱岁月,如王维的诗句“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所描绘的那样,刘邦也是如此。其二,少年富于意气和热血,特别容易被游侠的气质风骨和处世方式吸引,从而投身于游侠之伍。少年游侠更向往自由不羁、斗酒走马、快意恣荡的生活,不愿被日常生计和礼法纲纪所束缚。少年游侠又重义轻利、广交朋友,为朋友道义,即便疏财、殒身也毫不顾惜。少年游侠也崇尚以直报怨,快意恩仇,愿意以豪勇扬名立万。

青少年刘邦仰慕信陵君,追随张耳,他的身上到底发生过哪些任侠故事,史书的记载都只寥寥数语,后世无法得见。但通过《史记》中的《高祖本纪》、《魏公子列传》、《萧相国世家》、《韩信卢绾列传》、《樊郦滕灌列传》、《张耳陈馀列传》、《游侠列传》等篇,以及《汉书·游侠传》等章,不难发现刘邦大致的品性特征,处处留下了游侠情怀、任侠经历的烙印:其一是不拘礼法的气度,洒脱大度的性格,不畏威权的胆魄;其二是不分贤愚、不论贵贱、不计仇怨、礼贤下士的用人;其三是广结友朋、上下沟通、重义轻利的交游;其四是宽仁好施、救人困厄、不吝己身、不矜其能的胸怀;其五是以天下为心,抗击暴政,与天下同利的抱负。这五点,是刘邦开创帝业最为主要的基石,不能说刘邦的人格禀赋与游侠人格、游侠精神完全相符,但其中无不闪耀着侠义光彩。

三、功业起点自亭长——秦朝的派出所所长刘邦

楚亡后,转为秦朝子民的刘邦仍然做过一段时间混迹于闾巷乡曲、呼朋结伴、纵酒斗气的游侠,后来“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刘邦皇朝功业的起点,正是从泗水亭长的任上,私放由自己押解赴骊山修筑秦始皇寝陵的役卒,从而被迫逃亡开始的。其后刘邦率余卒斩白蛇于大泽,隐居“芒、砀山泽岩石之间”,并获得沛中子弟的纷纷投附,聚拢“数十百人”。待陈涉揭竿而起,刘邦受萧何、曹参、樊哙等故交的拥戴,亦投身抗击暴秦统治的巨大浪潮,此后风云际会,龙虎相争,竞逐天下,开汉室千秋之基业。然而泗水亭长一职,依秦朝官制不过是最底层的小吏,相当于今天的基层派出所所长。刘邦从“闾巷之侠”到派出所长的际遇,也开启了刘邦从乡曲布衣迈向官吏阶层的道路。

为什么说亭长的职司相当于基层派出所所长,这就必须探究秦朝的官制及其与治安、刑狱的关系。秦朝建立后,“书同文,车同轨”,推行几乎涵盖所有领域的统一措施。其中,律令统一,法峻刑严;官制统一,周密分明。在中央一级,秦朝设有“三公九卿”,“三公”指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九卿”指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少府。其中廷尉为最高司法长官,类似于今天的公安部长。其下属官员有廷尉丞,设廷尉署,下辖廷尉狱,大臣有罪则下廷尉狱。另外中央还另设中尉一职,为国都和皇室的近卫之臣,相当于今天京城的卫戍司令,也掌管京师的治安和消防,担负有某些警察职责。中尉署下辖有丞、左右中侯、千牛、武库令、武库丞、静室令等属官,各有所司。

到地方一级,秦朝官制则与其基本行政制度——郡县制密不可分。秦始皇划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后陆续增设至四十余郡。每郡以郡守为最高首长,另设监御史、郡尉、郡丞。其中,郡尉掌管郡之驻军,主管郡中治安、侦缉盗贼。郡尉由中央直接任免,其待遇同郡守一样,对郡守加以牵制抗衡,相当于相对独立、垂直管理的警察官员,同时又承担军务,军警不分。郡以下设县,县为秦朝最低一级的行政区域,秦朝的正式官职也仅仅设在县一级。

综合班固的《汉书·百官公卿表》与范晔的《后汉书·百官志》可知:秦朝按县的人口多寡,万人以上的设县令、以下的设县长,二者均为县的行政长官。县令(长)下设县丞和县尉。县丞辅佐县令全面管理大小事务,相当于今天的常务副县长。县尉负责一县的治安、捕盗事务,相当于今天分管政法部门的副县长。县以下的官员就只是吏了,如主吏掾(功曹)、令史、狱掾、文无害、厩驺、仓吏、治狱吏等。其中狱掾掌管刑狱,相当于今天的公安局长。文无害即公平吏,主要负责巡查监狱,复查案卷,以防止冤狱,相当于今天的检察长。治狱吏为县监狱的狱卒,相当于今天的狱警。令史则为县令的属吏,有时也按县令或县丞指示,探查案情、拘捕盗贼。当年在沛县,刘邦的两个相国,萧何先当文无害,后升职为主吏掾,曹参做过狱掾,似乎都与类似警察的职司有过关联。

到县以下,则是最为基层的行政组织了,即乡、亭、里。在这些基层行政单位任职的吏虽不是朝廷的正式命官,但其地位至为重要,举凡赋税徭役、邮事路政及道德教化、治安刑狱等,无不由他们直接承担。《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三老不是在编的乡官,亦无俸禄,由一乡中德高望重的老者充任,掌管教化,负责向郡县申报孝悌仁义之家予以表彰,并可推荐优良子弟出任郡县吏。人口达五千人的乡,由郡指派一人为有秩;不足五千人的乡,由县指派一人为啬夫。二者职司相同,负责受理狱讼、调解纠纷、收取赋税、安排徭役,类似于今天的乡镇长。游徼则负责地方治安,抓捕盗贼,相当于今天的公安分局长。乡以下的里,则依户籍而分,指人口聚集的居民点,大致近百户。秦汉有所谓“十里一乡”的说法,就是十个居民点,近千户人家。里的长官为里正,管理一里大小事务,相当于今天的村长。

亭也位于乡之下,依地域而分,与里大致平列,既指行政区划及相应行政机构,又指具体建筑。道路方圆十里(与上述“里”不同)设一亭,并专修一座亭舍,接待来往官吏。一乡有十亭,即《汉书》所谓“十亭一乡”。亭是准军事机构,日常配备弓弩、戟盾、刀剑、甲铠等武器,其职责兼具治安维护和邮政交通。亭长的职司与啬夫相同,也是维持乡里治安、求捕盗贼,并候迎护送过往境内的官吏,负责官府文书邮件的传递等。亭长不隶属于乡官,而由县的主吏掾直接派出,直接领导。亭长是武职,或由退役军官担任,或选拔地方的强横有力者出任,就相当于今天的派出所长,不过事务更多。亭长下属有亭父、求盗两种吏卒,都是所征役夫。前者负责保持本亭洁净;后者负责追逐盗贼、控诉罪囚、申报案情,相当于今天的基层协警。所以亭长虽几乎算是秦朝官制中地位最低微的下层小吏,但确乎可以将其视为秦朝的基层派出所所长。

刘邦担任的是泗水亭长一职。《史记正义》引录唐代萧德言等人编撰的《括地志》,指出泗水亭的位置在沛县县城以东约一百步的地方,因泗水曾流经沛县东北而得名。由于刘邦这段基层派出所所长经历,泗水亭也成为后人吊古咏史、感兴抒怀的名胜。班固曾专作《泗水亭赋》,其中有“皇皇圣汉,兆自沛丰”,“源清流洁,本盛木荣”,“根深叶茂,旧邑是仍”等感叹之辞。明代诗人王玙作《宿沛县泗水亭驿》诗曰:“维舟当泗水,凉雨洗炎蒸。砧杵孤城月,渔舟别浦灯。客忧秋更甚,乡梦远难凭。千古龙飞地,令人感废兴。”也是借泗水亭之景,抒秋思乡愁,发兴衰之叹。

那么,一介平民的刘邦是怎样当上泗水亭长的?这就需要推究秦朝的选拔官吏的制度。秦在战国初和其它诸侯国一样,主要采取的是世卿世禄的贵族世袭制,庶人几无晋升高位的可能。商鞅变法,以军功累积升迁取代世袭制,触及保守贵族的利益,因而被杀,军功授爵制却保留下来。吕不韦、李斯先后辅佐秦王嬴政,不拘出身、国别,善用外来之“客”,又发展了以举荐为主要手段的察举制。如李斯《谏逐客书》中所述,先进的选官、用人制度让秦国招揽了各种人才,国力逐渐强大,凌胜六国,成就霸业。秦始皇一统后,世袭制几乎被废,察举制得以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据后人考证,秦朝察举、擢取庶民为官吏有着严格规定: 第一,要有一定的家资,穷人是无当官吏资格的。据《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可知,秦基层官吏系由豪帅担任,一般贫民无进身之望。所以韩信“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第二,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会书写,懂法律。第三,要有一定的年龄限制,根据秦律《内史杂》规定,“除佐必当壮以上”,至少在17岁(即秦规定的壮年年龄)以上。秦律还规定,只有朝廷和郡、县长官才有任命属员及掾吏的权力,官吏须经正式任命才能奏效。一经任命,必须服从调遣,不准带随员赴任。到任后不得随意“除其故官佐,更以之新官”,以防止官吏形成私人势力。以上如有违者,依律治罪。另外,也明确了察举荐用者、任用者对被荐用者的法律责任。据《史记·范雎列传》,范雎保举郑安平任将军率领秦军击赵,结果郑安平投降于赵,范雎因此受到牵连,“罪当收三族”。

在这样的严格规定下,刘邦被推举为泗水亭长,并在一年试用期满后正式任职。这说明刘邦家有资产田地,所以他才有资本“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却纵酒游侠。也说明刘邦知文识法,他曾和卢绾一起“学书”。但关键是,刘邦有相当过硬的举荐人。《史记·高祖本纪》并未明确交代刘邦为吏的举荐人,但从《高祖本纪》及《萧相国世家》、《曹相国世家》、《樊郦滕灌列传》中不难推测,其举荐人既可能来自县府,又可能来自乡里。这与刘邦早年交游乡里、爱仁重义、纵酒使气的游侠气概和游侠经历大有关联。前述已论及,刘邦未入仕前与萧何、曹参、夏侯婴等沛县主吏(或豪吏)有着堪称莫逆的“私谊宠交”,与樊哙、周勃等草野豪雄是意气相投、可托生死的刎颈之交,其他人如酒肆妓馆之徒对他敬畏有加,富豪商贾(如吕公)也对他刻意笼络。这说明刘邦在沛县官场和市井社会,具有相当的知名度和较广泛的人际关系,用今天通俗的话来说,是跨越黑白两道,结交官场商道,熟悉三教九流。《史记》记载刘邦的外貌是“隆准而龙颜,美须髯”,性情“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作为一个高鼻美髯、相貌堂堂的美男子,加上豁达不羁,宽厚仁爱,常资助他人,易引起人们好感,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因此,或是担任沛县主吏掾、位比常务副县长的萧何,或是担任沛县狱掾、相当公安局长的曹参,或是乡里德高望重的三老,他们都有举荐刘邦为吏的可能。毕竟,像刘邦这样的人,做一个掌管治安、缉拿盗贼的基层派出所所长,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虽然进入体制之内,但从自掌正义、不拘法纪的任侠,转向依律行事、限定职守的从吏,让刘邦不太习惯。他在泗水亭长的任上,游侠之气不减。他被人所讽的种种纵酒贪色、狎侮同僚、桀骜无礼、狂言妄为之处,也多是任亭长之后,好在这些“不轨正义”之行都在萧何、曹参、夏侯婴等人的维护遮掩下,一一得到化解。他做基层派出所所长似乎德行有亏,但基本品性颇多贤良、绝不恶劣,与今天某些上下勾结、结交黑恶、横行乡里、欺男霸女、好酒贪色的警界败类完全不同。放在秦末的时代风潮和历史背景下,其实这正是刘邦独特的人格魅力所在。如果他自此恭顺服从,循规蹈矩,谨守法礼,压抑个性,不敢有丝毫逾越,也许他的一生,只能做一个老实平安地奉养父母妻儿、等待上官垂青逐步升迁的平庸小吏,也就不会有后来斩白蛇、抗暴秦、败霸王、赋大风的一代帝王。虽说“时势造英雄”,但在豪杰并起、竞逐其鹿的秦末,刘邦的抱负之远、胸怀之阔、交游之广、气度之宏、容人之量、用人之善,要远胜陈胜、项羽等人,因而创立帝业,此前人已备述。而从“闾巷之侠”转为亭长小吏,刘邦依然蔑视礼法、放诞无忌、重义友朋、仁爱好施,其中潜伏着不安分、不雌伏的因子,暗藏着“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反叛精神,蕴含着“为天下开太平”的志向。

严格来说,刘邦也不能算一个尽职的基层派出所长。《史记》、《汉书》中都说“高祖为亭长时,常告归之田”,他常常找借口告假,跑回家去种田。而如何巡查乡里、维护治安、缉捕盗贼,怎样因亭长之任作出成绩获得上司奖掖,在史书中几乎一字未见。《史记·高祖本纪》着重提到的与警察职责有关的一件大事,却是刘邦私放自己负责押解的服劳役的囚徒,这不光是渎职,更是严重违法。刘邦自然也就丢了基层派出所所长的职位,亡命于山泽。除生活细节外,其它与警察职责略略相关的事迹,在《史记》中大致还有两件。一是他曾带人远赴咸阳服徭役,远远看见秦始皇的车驾,喟然叹息道:“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小小一个亭长想做皇帝,实在是天差地远,旁人听了只当是疯话,却表现了刘邦不愿沉寂下僚,欲一飞冲天、统率四海的抱负。二是他当上亭长之后,“乃以竹皮为冠,令求盗之薛治之”。他为自己特地设计了一顶竹皮冠,又专门派亭内的助手“求盗”远赴做冠手艺一流的薛县去定做,并且“时时冠之”。后来当了皇帝,刘邦也经常戴此冠,称为“刘氏冠”;汉八年,他还下诏规定:“爵非公乘以上不得戴刘氏冠”,将此冠作为对功臣尊贵的封赏。刘邦为何如此看重此冠,有论者分析是他珍视亭长的职位,对工作充满荣誉感、责任感,此论大谬。亭长任上刘邦的种种放诞不礼、触法犯禁,以及后来的私放役卒,足以说明刘邦从未把这区区小吏之位放在眼中。按秦律,平民百姓只能戴“帻”,即头巾,戴冠,则是上层人士的标志。做“刘氏冠”之举,在贵族们看来也许是沐猴而冠,其实也透露出刘邦不甘下贱、自重身份的鸿鹄之志。

然而可以推测,在私放役卒逃亡前,刘邦的基层派出所长应该做得也不算太差。沛县本是他长大的地方,人情风物、街巷居户再熟悉不过,行使治安、缉盗职责占有“地利”优势。他少年任侠,结交了各种朋友,包括沛县的大小官吏、屠户商贩、街头混混、乡间无赖,还有奔走列国的江湖亡命、刺客游侠;他的岳父吕公既是富贾,又为县令好友。因此上至基层政府,下到市井江湖,以及士绅阶层,刘邦可谓无所不通,耳目遍及。作亭长进行往来迎送、调停大小争斗、处置窃盗纷讼,对他来具有“人和”优势。有些纷争他凭自己的影响力,或借朋友之义就可以摆平。亭长所辖范围也有限,不过方圆十里,在此地域之外的警事,也不需要他越俎代庖,工作不太吃力。加之任沛县豪吏的主吏掾萧何、狱掾曹参的一力维护,刘邦的工作业绩不会太过难看

然而,基层派出所所长的经历,为刘邦最终获取天下、成就帝业还是提供了某些助益。虽然自由放诞依旧,但是亲自参与巡查一方治安、追捕盗贼等警事,让刘邦的眼光向下,进一步熟悉了乡情民意,对于百姓的所欲所恶也有较深的了解,也更真切地体会到百姓在暴秦统治下的疾苦。他履行亭长职司,也受理狱讼、处置罪囚,对秦朝法律的严苛给百姓带来的灾难认识尤深。《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攻下咸阳后,对当地父老表示:“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巿。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馀悉除去秦法。”消息在秦之县乡邑传开后,“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刘邦的这番表态不排除有收买人心之嫌,但他所说的将诽谤朝廷者灭族、将私下聚集交谈者当众绞死(弃市),确实显示了秦法的严苛,百姓苦不堪言。《史记·秦始皇本纪》、《汉书·惠帝记》中还提到“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和“敢有挟书者族”等秦朝法令。刘邦说“父老苦秦苛法久”不是空言,他当有此类阅历,自是来自于曾为基层派出所长的生涯。

秦朝法律的第一个特点是庞杂繁多。如西汉的恒宽在《盐铁论》中所述“繁似秋荼、密如凝脂”,百姓“摇手触禁”,动辄获罪遭刑。在《睡虎地秦简·语书》中提到:对私斗、拾遗、私徙、游食、非时砍伐林木,还有投匿名信、巫蛊、户籍报不实,向大街抛秽物、灰烬等各种行为,均视为犯罪,须加严惩。这就出现“赭衣半道”的局面,即路上一半的人都是着粗麻赭衣的囚徒,百姓人人自危。秦朝法律的第二个特点是重刑轻罪,刑罚尤其严酷残暴,让人瞠目。秦朝广泛采取肉刑,以笞(杖击)、黥(脸上刺字,墨染之)、劓(削鼻)、斩左右趾、宫(割生殖器)等酷刑,残人身体。并施行连坐原则,一人犯罪,全家、亲属、邻里或其他有关系的人一同株连受罚。秦朝的死刑有20多种行刑的方式,其中如“具五刑”简直残忍之极:先对人犯施加黥面、劓鼻、斩左右趾等肉刑,再用笞杖活活打死,然后枭首示众,并将尸骨剁成肉酱;有诽谤谩骂行为者,还要割去舌头。其它如凿击头顶的“凿颠”,用大锅将人煮死的“镬烹”,抽取肋骨的“抽胁”,五马将头颅、四肢与身体撕裂的“车裂”,也令人发指。被这样的酷刑峻法折磨已久的秦国子民,一旦听到刘邦约法三章,“馀悉除去秦法”的宣告,其如狂的欣喜是可以想象的,无怪他们争相拿酒肉来犒劳将自己母国灭了的刘邦军队,希望刘邦来做秦王。如毛泽东多次说起的,刘邦“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因为他在做基层派出所所长时,切身感受到百姓在秦朝苛法酷刑之下苦苦挣扎的惨状,所以他废除秦法,解去百姓身心的枷锁,继承“三王之道”,以宽仁之举待民,让自己也获得了百姓的拥戴。

刘邦担任的亭长一职,也负责征收赋税、安排服徭役者。《史记·高祖本纪》中未提及刘邦征收赋税的行为,却两次提到他安排、押送服徭役者。一次是赴咸阳,刘邦远观秦始皇,发“大丈夫当如此”之叹;一次是赴骊山,中途役卒纷纷逃亡,刘邦在丰西泽中放走役卒,自己也脱官逃亡。这是刘邦起事前,身为秦朝基层派出所所长的两次重要经历,似乎也激发了他救民急难的侠客情怀和反抗暴秦的意愿。秦始皇无疑是建立前所未有之霸业的一代雄主,但他也有好大喜功、穷奢极欲的毛病。秦始皇统治的后期,大规模地“内兴功作,外攘夷狄”——外对匈奴、百越用兵,开疆拓土;内大兴土木,建阿房宫、修骊山皇陵、筑长城。这些需要耗费庞大的财富和人力,自然压在秦朝百姓的身上。秦朝统治者为此横征暴敛,大幅度递增赋税、徭役,百姓难以承受。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陈胜大举进攻关中时,李斯对二世胡亥说:“关东群盗并起,秦发兵诛击,所杀亡甚众,然犹不止。盗多,皆以戍漕转做事苦,赋税大也。”身为秦相的李斯也不得不承认,赋税的沉重、徭役的繁苛,是造成“群盗并起”的重要原因。另据《睡虎地秦简·封诊式》载,某“士伍”接到服役的命令,根本不去报到,逃避五个月之久。即便有人勉强按时报到,也只是应付公事干几天,随后找机会跑掉。所以《汉书·食货志》曰:“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其欲也。海内愁怨,遂用溃畔。”意即秦朝将天下百姓收入的大半收为赋税,随意地征发平民去服役。男子拼命耕作不够交粮,女子拼命纺织也不够纳衣。竭尽天下的资财,也不能满足秦始皇的欲望。天下人怨声载道,只能逃亡和叛乱。赋税、徭役之重,造成百姓的困厄磨难、天下的动荡混乱,让多次押解役卒服徭役的刘邦感触良深,他迸发了侠义仁爱之心,要救人缓急,反抗酷政。所以他释放了去骊山修皇陵、明知必死的役卒。到后来,他欲救民于重税徭役之苦的意愿,已放及天下。《高祖本纪》记载:汉七年,刘邦击韩王信还咸阳,“见宫阙壮甚,怒,谓萧何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待到汉朝建立,刘邦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削减赋税,轻徭薄役,恢复生产。后来文、景等帝也坚持了这一政策,汉朝逐渐走向了民安国强的盛世。也许正是做基层派出所所长时,亲身经历了秦朝沉重的赋税,繁重的徭役带给百姓和天下的灾难,所以在代秦立汉之际,刘邦摒弃秦朝之暴政,“承敝易变”;让百姓安稳地生活劳作,“使人不倦”,从而“得天统矣”,开一代王朝。

余论

古来对刘邦的评价,常形成较为对立的意见。刘邦身边的近臣陆贾说:“皇帝起丰沛,讨暴秦,诛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五帝三皇之业,统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人众车轝,万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司马迁撰《史记·高祖本纪》为刘邦作传,结尾称赞其继承尧、舜、禹的“三王之道”,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的功绩。汉朝之后敬仰、推崇刘邦的言论也所在多有,如十六国后赵的开国皇帝石勒表示:“若逢高皇,当北面事之,与韩(信)彭(越)竞鞭争先耳。”唐人李白称赞刘邦“按剑清八极,归酣歌大风”。宋人苏轼推崇刘邦“古之英主,无出汉高。”明代思想家李贽感叹:“汉祖之神圣,尧以后一人也。”毛泽东称刘邦“是封建皇帝里边最厉害的一个”;而英国著名史学大师汤因比则认为,人类历史上最有远见、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两位政治人物,一位是开创罗马帝国的恺撒大帝,另一位便是创建大汉文明的汉高祖刘邦。

然而,《史记·高祖本纪》中的某些细节展现,以及其他同代人物如项羽、韩信等的传记中的情节“互见”,也不回避刘邦在个人性格和某些行为上的贪酒好色、浮荡轻慢、奸猾谲诈之处,从而影响到后世对刘邦形成一些负面评价。如魏晋时“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在登河南荥阳广武的楚汉战争古战场时发出慨叹,鄙夷刘邦“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清人夏勤墉则说刘邦为人狡猾、不讲信义。到民国时李宗吾著《厚黑学》,更直斥刘邦种种鄙俗无赖、薄情寡恩、屠戮功臣之非,称他是脸厚、心黑到极致的厚黑界“天纵之圣”。当代的一些作家、学者对刘邦也评价不高:金庸在小说《鹿鼎记》中借清初大儒吕留良之口,说刘邦“是大流氓出身”,“骂人赌钱”,十分“胡闹”;易中天在《汉代风云人物》中,也称早年的刘邦是“游手好闲,只知道吃喝嫖赌”的“无赖”、“混混”。

其实,对刘邦或正或反的种种评价,只是出于各自不同的历史视角和道德立场,各有其道理,也各有其偏颇。从纵观天下大势、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如司马迁自己在《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中所说,刘邦“起于闾巷,合从讨伐”暴秦;他以天下为心,广纳贤才豪杰,知人善用,“为驱除难耳”;他“愤发其所为天下雄”,以安定几百年以来纷争不断、动荡颠沛的天下,建立的是“受命而帝”、推动历史进步、符合百姓利益的“大圣”功业,刘邦当然是一代圣君。若从考究个人道德、性格秉性的角度看,刘邦年轻时不事劳作、狎辱同僚、大言欺人(空喊贺钱一万,到吕公家混吃混喝);交战时为逃跑而推儿女下车,还觍颜让以刘太公为质的项羽分一杯羹给自己;做皇帝后也做出过骑大臣颈项、便溺儒生之冠的荒唐行为,连萧何也说他“素慢无礼”,确实有桀纣之君的风范。然而,从不同角度、不同史观展现的多面形象,及由此带来的对立评价,恰恰说明了历史的丰富和人性的复杂。毕竟,刘邦是有血有肉的人,有自然的人性、人情,不是僵化的神偶。他既有开创王朝的雄才大略、宏图伟业,也有凡俗人性的性格缺失、道德亏欠,这很正常。只要私德不悖于公义,不影响大局,没有必要持“道德洁癖论”来对刘邦求全责备。加之刘邦的某些行为,或符合当时的世风常态(如不事劳作与游侠之风有关),或只是天性放诞不羁(如骑人颈、溺儒冠),或出自于战术谋略(如求分一杯羹),或为了巩固政权(如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之举),虽有其局限性,也可以理解。

还是应当回到司马迁,其秉持的“实录”精神,“不虚美,不隐恶”的撰史原则,以及艺术性高妙的良史之笔,于《本纪》、《世家》、《列传》、《表》等不同文体中,在不同人物事件的参照“互现”中,多角度刻画刘邦的全人全貌,多侧面展现刘邦的功过是非,其中蕴含对刘邦功业的总体赞美、对刘邦私德的细微指摘,现在看来依然颇为公允,也是后世撰史、知史所应借鉴并继承的。